吴庆时回忆录：一生汽车情

　　一生汽车情

回忆者：吴庆时 原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副总经理

　　饶斌同志是中国汽车工业之父，他对中国汽车工业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我有幸参加了二汽(现在的东风汽车)建设，得到过饶斌同志的不少教育和帮助。

　　二汽筹备一开始，就遇上文革，又是一个三线建设项目，受到许多错误方针的限制，加上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随时都有下马的危险。以饶斌同志为首的五人领导小组，当时以大无畏的精神承担了这个任务，克服重重困难，花了两年多时间硬是把项目争下来了。在那最混乱的年代，他们一边挨批斗、一边跑项目。如果饶斌同志那时顺水推舟让二汽下马，他个人就可以躲过挨批，但是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就会留下十多年的空白。

　　在二汽军管时期，饶斌同志没有靠边站，但是比靠边站还难受。在所谓“设计革命”运动中对工厂设计乱“砍”一阵，还要饶斌同志反复检讨“贪大求洋“和“修正主义”。当着饶斌同志的面，批知识分子是“草包”，甚至还在大会上说：“工人按图纸做的零件都错了，不按图纸加工反而对了！”还让饶斌同志表态。饶斌同志曾提醒过“质量第一”，军代表却反问他：你把林彪同志的“四个第一”摆在哪里？

　　尽管如此，挨斗挨批之时，能抓工作的时候他还抓，能说话的时候他还说。广大职工还是把二汽的前途寄托在饶斌同志身上。在二汽建设中，他始终坚持创新精神，追求技术进步，我们深受教育。二汽筹建始于1964年末，当时西方封锁我们，前苏联早已停止技术援助，我国仅有建设一汽的实践经验。国家提出二汽项目主要考虑在三线能生产汽车备战，作为筹建者，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二汽照一汽翻版——一汽不就是前苏联斯大林汽车厂的翻版嘛。

　　但饶斌同志并不回避风险，坚持二汽不能照抄一汽，必须生产“第一流产品”，并决定实行“四新”方针，提出产品要多品种系列化，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进一步实行专业化生产，还正式上报了《建厂方针十四条》。他坚信中国汽车行业、机床行业和冶金行业的广大职工，有能力自力更生创造奇迹。饶斌同志集中了全行业的经验和希望，工厂要专业化，要大量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现在看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当时中国汽车工业才有10年的历史啊，一汽是照搬苏联的一个厂，品种单一，年产3万辆，主要设备是进口的，几百名专家来现场手把手教我们“照猫画了一只猫”。二汽当时不可能再有外援，纲领是3个品种10万辆汽车。要全靠自己“比猫画一只大老虎”。这里可以看到饶斌同志的气魄。实践也验证了他的正确远见。

　　十堰开工初期，还没通铁路。基建材料需要水运到汉江码头，再用汽车拉到工地。汽车不够用，饶斌同志就号召职工用手推车去抢运。有一次，上游发大水，水库边积压的钢材必须抢运回来。指挥部号召职工用手推车去拉。饶斌同志主动参加了，头一天晚上动身，第二天上午回来，来回近70公里。大家真担心他路上出事。他不顾大家劝阻，亲自带头拉车，汉江码头将近30公里远！那时饶斌同志已经53岁了。不得已，大家安排他的一个儿子陪他安全地跑了全程。

　　1975年，小平同志抓整顿，饶斌同志借这个东风，及时提出搞形成生产能力的会战，先把两吨半越野车的能力建成。到1978年他又开展第二次形成生产能力会战，把5吨车的生产能力建成了。二汽从此站住了脚。饶斌同志这才放心地回到北京。

　　二汽生产的5吨载重车，曾送到法国雷诺公司做了一年试验。时任雷诺公司的董事长保尔·贝利埃说：“二汽在雷诺试验的两辆车是好的，设计是好的，制造得也很好。”这已不是印象，而是雷诺公司的结论。改革开放之初，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派人到十堰参观，都表示“想不到中国人仅靠自己能建成这样高水平的卡车厂”。

　　饶斌同志很重视人才培养。二汽在建设同时就组建了职工大学和技术中专；安排陈祖涛同志赴德国请弗朗荷夫学会派专家来二汽执教技工学校。从这些学校里出来的毕业生，各专业厂争着抢。

　　饶斌同志关心并支持发展重型卡车。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载重汽车“缺重少轻”问题凸显出来。那时饶斌同志刚回到中汽公司，再次主持全国汽车工业工作，就开始筹备新建重型汽车厂(当时称三汽)。由于种种原因，几年下来也未能在国家立项成功。

　　但他仍不放弃。1983年，他又把济汽、陕汽、川汽、杭发、潍柴、陕齿等汽车和零部件厂组成重型汽车联营公司，走老厂改造引进技术的道路。饶斌同志还亲自到济南主持公司成立大会，并到各成员厂调研。在这之前的1982年，饶斌同志就把我叫到北京谈话，把我调往筹备中的重汽联营公司，分管技术引进和老厂改造规划。

　　1983年12月，重汽公司和奥地利斯太尔公司签订技术引进合同。1989年6月即生产出第一辆国产斯太尔重卡；1992年斯太尔投产，国产化率达到77.5%，这个比例在引进技术项目中算较高。

　　对重卡老产品，饶斌同志也非常关心。比如川汽和陕汽原来都是为军车所建工厂，那年头军品订货少，企业经常“吃不饱”。在计划经济时期，产品“军转民”还是一道工厂自己难以逾越的坎。饶斌同志曾带领原中汽公司总经理李刚和我到川汽现场拍板，在引进技术同时，立即研发民用红岩重卡，既适应市场需求，又使川汽摆脱了经济困境。我国重型卡车从年产几千辆，到现在已达到上百万辆，饶斌同志功不可没。

　　中国轿车大发展是饶斌同志的未酬壮志，可惜他走得太早了。早在1958年，一汽就开始试制东风轿车和红旗轿车。二汽的卡车之所以命名为“东风”，就包含着饶斌同志对东风轿车的怀念。

　　改革开放之初，并非所有国家领导都支持发展轿车工业，但饶斌同志还是努力地把上海桑塔纳项目扶上了马。

　　1987年7月15日，饶斌同志回到一汽参加解放牌卡车出车30年纪念大会。会上，他激动地讲起了轿车。他说：“我老了，不能和大家一起投身第三次创业。但是我愿意躺在地上，化作一座桥，让大家踩着我的身躯走过，齐心协力把轿车造出来，去实现我们中国几代汽车人的轿车梦！”

　　说完，他的泪水潸然而下。这是他最后一次演讲，也是他的遗留心愿。现在，看到中国汽车年产已远超千万辆，饶斌同志定会含笑九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