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争上海轿车项目
2 力争上海轿车项目
上海轿车项目是饶斌极力保荐由上海来承担的，如果上海轿车项目下马，意味着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轿车工业夭折，受到影响的不光是上海轿车工业而是全国的轿车工业。所以饶斌去世后，大众董事长哈恩认为：没有饶斌，中、德合资建上海大众轿车厂不可能成功。
1978年，国家计委提出要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拟引进一条轿车加工装配线。饶斌当时分管汽车工业。他建议轿车加工装配线放在上海，以改造上海牌轿车。国家计委同意。
此时恰逢正在二汽工作的饶斌被重新任命为一机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得知国家计委的计划后，饶斌认为，上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又是当时国内惟一的普通轿车批量生产基地，如果将引进的装配线与上海轿车工业结合起来，能够较快地消化吸收，为中国轿车批量化生产打下基础。他立即派时任一机部汽车总局副局长的胡亮和局长助理王恩魁到上海，建议上海向国家提出要求，将这条拟议引进的轿车装配线放到上海，以此为契机，改造上海的轿车工业。
由饶斌与陈锦华(上海市副市长)共同签发要求在上海与外商合资建厂的意见，报李先念副主席及国务院；由余秋里副总理批示，同意与外商洽谈，但要以贷款建厂并能在国外销售为条件。一机部有关部门向国外汽车公司如美国的通用、福特，日本的丰田、日产，法国的雷诺、雪铁龙，德国的奔驰、大众等，发出邀请电。丰田公司当时正在与台湾谈30万辆汽车项目而婉言谢绝，奔驰公司表示他们不转让汽车制造技术。其他汽车公司都回电，对此项目感兴趣，表示尽快派代表来华商谈。
1978年10月21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墨菲率22人大型代表团来洽谈轿车和重型汽车，提出中外合资经营的意见。经计委请示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同意轿车和重型车项目都可中外合资经营。从此两个项目都按合资项目谈判。各汽车公司代表团，参观了有关厂，并邀请饶斌率团出国考察。1979年的汽车考察团，重点虽是重型车，但也注意轿车的考察。
此后，就按中外合资项目与外商谈判，先后与通用、福特、日产、雷诺、雪铁龙、德国大众等7家公司接触。经过60多次的谈判，当时饶斌就指出，从各大汽车公司的情况看，以大众汽车公司提出的条件较好。
回国在上海下飞机后，来接饶斌的一机部同志说：现在进行经济调整，所有项目一律暂停，看来这两个项目也上不去了。饶斌立即召集上海的同志说：轿车工业是汽车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振兴汽车工业，必须发展轿车工业。但光靠自己探索不行，不但时间长，而且水平不高，必须引进技术。国内虽然进行经济调整，建设项目暂缓，但轿车项目刚开始谈判，需要一定时间，不可能马上建设。所以继续谈判和经济调整并不矛盾。说不定到谈成时，国内形势转好，那就能有准备地上马。过去有教训，一说缓，就处处开“红灯”，什么工作也不得不停下来；一说“上”，没有准备也仓促上阵。结果是“欲速则不达”，还是上不去。所以轿车项目的谈判不能停。饶斌鼓励上海搞轿车的同志，不要丧失信心，继续搞好谈判工作。他回到北京，也向有关领导阐明自己的意见，得到各方面领导同志的赞同。最后又向国务院报告，终于使轿车项目得以继续谈判。
3月6日至4月16日，饶斌率领12人的汽车代表团(以上海汽车工业代表为主，有8人)访问联邦德国、法国、奥地利的汽车工业。特别是对德国大众汽车公司，除参观考察总装厂、发动机厂外，还参观很多大公司的配套厂，为轿车的零部件国产化创造了条件。原商定大众公司下半年派大型代表团来华进一步商谈，不料大众公司各总裁的意见不一致，特别是财务总裁坚决反对。他认为在中国办厂要花很多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利润，而且外汇又难以平衡，认为和中国合营很不划算。因此，12月原谈判代表来北京想终止项目。
饶斌了解后，亲自会见他们，提出开始阶段可以把规模缩小、投资减少的建议，请他们再认真考虑。大众公司的代表把饶斌的建议用长途电话向大众总部执行管理委员会汇报，得到大部分总裁的赞成，使轿车项目能继续谈下去。
此前，1980年4月16日，董事长哈恩博士给饶斌写信提出三个问题，饶斌5月28日给哈恩博士回信答复：
一、限制轿车进口的问题。我们公司是汽车工业的领导机构，为保持与支持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赞成限制轿车进口的政策，最近，我国把进口轿车的税率提高到80%-120%，以保护促进汽车工业的发展。
二、合资企业的地位问题。目前，我国经济还不发达，轿车市场还不大，为此，合资第一阶段产量计划可低一些，如果我们在上海与大众汽车公司成功地建立起合资公司，将来需求量增加，有必要增加产量，我们优先考虑扩大与大众公司的合作。
三、外汇问题。中国外汇相当紧缺，但为了减少轿车进口，节省外汇，我国政府还是决定拨出一定数量的外汇，支持上海建立轿车合资企业。我相信有政府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加上大众公司的技术援助和密切合作，上海轿车合资企业一定能建立起来并获得成功。我们的长远目标是搞一个有竞争力、能出口的大项目。我深切期望大众公司能成为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希望您积极推动上海合资项目加速进程，早日签字。我谨邀请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
饶斌的诚恳减少了哈恩的疑虑，双方谈判进程大大加快。当年6月就签下100辆桑塔纳轿车SKD试装配的协议和购货合同，商定了组装所需焊接、涂装、总装等装备的订货制造和人员培训计划，并草拟了合资经营基础协议草案。
为了支持上海大众项目，消除德国人的担心，通过做工作，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决定参股，计委同意在5年内拨给1亿美元外汇额度。即使如此，德国人还是心存疑虑。双方原定1984年10月10日签约，没料到，就在签约前的晚上，在宴请德方的晚宴上，德方提出：“目前，机械部、中汽公司对这个项目很支持，但签约后，他们不支持了怎么办？”
上海的蒋涛立即向饶斌汇报，希望中汽公司也入股这个项目，这相当于给德国人“在支票上背书”。经过思考，饶斌决定中汽公司入股上海大众项目，成为项目的股东，彻底打消德国人的顾虑。但中汽公司当时也没有钱，最后向中国银行贷款才解决。这样，上海大众合资项目，中德双方各占50%的股比，在中方50%股比中，上汽25%，中国银行15%，中汽公司10%。
1984年10月10日，中德双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订合作协议。时任国务院总理赵总理和时任德国总理科尔出席签字仪式。两天后，1984年10月1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陪同德国总理科尔来到上海，参加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奠基仪式。
历经千辛万苦，中德合资的上海大众项目终于成功。在整个项目进程中，饶斌亲自策划、组织、排险解难，推进和保障了项目谈判最终取得成功。
协议签订后，为了让中方对即将引进的桑塔纳车型的现代化生产方式有一个完整的了解，1985年元月，哈恩博士邀请饶斌率领中国汽车工业代表团到巴西、墨西哥、美国等大众公司的合资企业考察。哈恩的目的，是用德国大众在巴西的企业和经验为中国人上课，但没想到饶斌通过考察得出了自己的看法：
德国大众确实有组织国际汽车协作生产的经验和办法，桑塔纳轿车在巴西、墨西哥都有不错的销售量，是一款不错的适应发展中国家市场需要的中级轿车。巴西政府采用税收杠杆，促进外国投资和促使投资者将更多的利润用于本地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的做法值得借鉴。但巴西的汽车工业全部为外资控制，自己只充当装配车间的角色，这是中方要高度警惕、决不能接受的教训。
上海轿车项目是饶斌极力保荐由上海承担的，如果上海轿车项目下马，意味着刚起步的中国现代轿车工业夭折，受到影响的不光是上海轿车工业而是全国的轿车工业。所以饶斌去世后，大众董事长哈恩认为：没有饶斌，中、德合资建上海大众轿车厂不可能成功。
3 积极推进外贸工作
一机部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的同志们，对于饶斌这种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的领导作风很满意，认为既能广泛吸收、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又敢于根据实际情况，开阔思路，大胆创新。这样干，打开香港地区市场、进入国际市场完全可能，大家看到前途，增长了干劲。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外贸工作会有较大进展。
一机部的领导，逐渐提高对外贸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认为它对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很少，而大中型、高精尖的机电产品则更少。机电产品在出口产品中比例很小。为改善这种状况，一机部决定研究、改进外贸工作情况，指定饶斌兼管外贸工作。
当时一机部所属的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的经理是贾庆林，经过共同商量研究，决定召开一次外贸会议，由各分公司和26个有外贸权的试点企业以及部属有关司、局同志参加，饶斌代表部党组出席指导。会议研究机电产品出口的长远目标，提出外贸体制和改革的具体政策，落实今年增加的出口任务和压缩库存的目标。进出口委员会与财政部的同志，也到会做了指导。
会议结束前，饶斌根据机械工业进出口情况，着重讲三个问题：
第一是关于进占香港地区的市场问题。
香港是国际著名的自由市场，商品容量很大，离我们最近，我们具备对香港地区出口的有利条件。但是，香港的电、机、仪市场，却主要被日本、美国、南朝鲜等占领。主要原因是对香港市场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没有制定适应市场经济、鼓励竞争的政策措施。会议期间，我们同香港的华润公司、澳门的禾光公司一起做了初步分析，认为只要产品适销对路，政策措施得当，指挥有力，服务及时，我们进占香港地区的机、电、仪市场完全可能。而且，通过在香港地区市场的竞争，不仅可以掌握市场的经济情报，培养和锻炼一批得力的干部，还可以进而扩大东南亚、中东以及其他市场。所以，进占香港市场，是我们机、电、仪扩大外销，进入世界市场的重要一环。我们预计的目标是1985年时争取香港地区进口的机、电、仪产品，属一机系统的占1/3(通货膨胀另加)，1988年达到1/2。
第二是关于外贸体制的改革。
这和全国的改革是一致的，外贸改革，势在必行。突出的问题是要改收购制为代理制。确定在26个企业进行试点，就是改收购制为代理制的试点。企业有权直接对外，外贸公司对26个企业试行代理制。只有生产单位走上外贸第一线，有了压力，感到必须现代化，有了积极性，才能扩大出口。体制改革后的外贸公司，要按市场经济的要求，组织生产企业到第一线主动竞争，不断提高代理的质量。完成这一系列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任务。
第三是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我们正处在体制改革和扩大贸易的时候，更需加强工贸结合，认真解决矛盾，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中汽公司在担任技贸结合的任务后，为单项技术引进，特别是零部件、新工艺、新技术引进，创造了很好的条件。采用多种方式，引进五十铃、日野等项目，比如充分利用进口汽车这一筹码，免费带进急需的技术；尽量利用技术引进合同条款，购车冲抵部分技术引进费用；以进带出，扩大技术产品出口，增加创汇；使用引进技术，扩大技术产品出口，增加创汇；利用引进技术，争取优惠条款。
至于进占香港地区市场的问题，非常迫切，这就需到香港调查；于是由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机床总局、汽车总局、电工总局等部门抽调24人组成调查团，饶斌任团长，9月末出发，到港后参加新华社举办的国庆酒宴。随后，在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得到华润公司大力帮助和配合，分四个组活动一个月，对香港机、电、仪市场进行比较系统的调查，这一切对以后开展外贸工作十分有利。
调查团普遍访问经销商和客户，听到很多反映，对大陆出口香港地区的产品，集中有三条：一是质量不高，不稳；二是到货期不准时，造成积压；三是服务维修不好，改进很慢，适应性很差。究其原因，有的由于十年动乱，质量下降；有的受体制的影响，解决问题很慢；主要的还是企业没有外贸自主权，缺乏积极性。机电产品销港，除少数品种外，大多属于三流货，售价很便宜，信誉不大好。出口产品质量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对于维修服务问题，也与一些经销商协商一些具体办法，逐个解决。从香港地区市场看，我们机、电、仪产品要向世界市场出口有许多不适应，特别需要加强对经销、经理人员，产品设计、工艺制造人员以及商情、储运、信贷等一系列外贸业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适应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香港地区将成为进行这项学习和工作的基地和学校。
调查团注意随时解决些问题，扩大宣传，还做了几笔生意，并建立了很多新关系。
为扩大机电产品出口，充分运用香港基地的有利条件，决定在香港设立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香港分公司。这是企业机构，业务是在华润公司机电仪部的基础上的发展，经济上独立核算，组织上受港澳工委领导，业务上与华润公司配合进行。人员由国内选派和在港澳选聘。
当前亟需成立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香港分公司，工作重点放在一个产品一个产品地组织进占香港机电仪市场。除已定的10类外，还有三个专业总局的考察团将于12月到港，具体确定产品。另外，已与香港中文大学商妥，培训50－100名经理、经销人员，为期半年或一年，今年办第一期。还需为一批推销、产品设计、维修服务人员办理能经常出入香港地区的手续。
据此初步意见，调查团写了报告，请领导审批。有关领导认为这种做法很踏实、稳妥，同意报告所提意见。
一机部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的同志们，对于饶斌这种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的领导作风很满意，认为既能广泛吸收、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又敢于根据实际情况，开阔思路，大胆创新。这样干，打开香港地区市场，进入国际市场完全可能，大家看到前途，增长了干劲。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外贸工作会有较大进展。
香港华盛昌机械企业有限公司，也是饶斌1980年去香港进行机械产品市场调查时，建议并促成与爱国人士吴炳昌先生于1981年合资组建。
1983年9月下旬，饶斌、张兴业访意归来途径香港，见到吴炳昌先生，商定在华盛昌机械企业有限公司下设汽车部，专营汽车业务。10月下旬，二人再访香港。鉴于汽车业务日益增多，经过协商，将汽车部分分离出来，另建立华昌盛汽车有限公司。
饶斌对华汽的性质和经营方针提出指导要求，明确华汽将成为重要的对外窗口——充分利用华汽的有利条件，为国产汽车出口服务，努力做好汽车对外业务。他说，华汽是一个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并让我与中汽公司协商，几个股东单位应着手筹备资金，尽快行动起来。
遵照饶斌的批示，经与股东们研究，华汽很快拿出方案开展工作。短短四年间(1987年至1990年)，其注册资金就由150万港币增长到约7000多万港币。
吴炳昌先生回忆，1980年10月，饶斌、张兴业在香港考察，同他初次商讨建立华盛昌公司的情景。五年来，华盛昌业务节节上升，发展较快，一年多前又建立华盛昌汽车经营部，开始摸索到一些利用香港开展业务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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