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红旗轿车的17年历程里，他以坦荡磊落赢得了工人们的爱戴，却也因性格外露未讨领导欢心；他经历了人生的高潮，然后又在高潮后体味着世态的繁杂

　　口述  王振     整理   ABR记者  葛帮宁

　　我无法为你呈现一个完整的故事。我所记录的，或者说我尽可能深入了解到的，是综合了两次长达5小时的访谈，一段跨越83年人生的片断回忆。

　　王振，1927年5月出生在辽宁省铁岭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有5个哥哥，3个姐姐。由于家庭生活困难，考上伪满国民高等学校后不得不勤工俭学。对他而言，如此出身，如此年龄，如此学历，在未来的生活中如此坚持，实属不易。

　　他这一生，依其经历可细分为三部分：参加革命打土匪；抗美援朝上战场；加入一汽造轿车。他性格刚强，文武兼备。他的故事跌宕起伏，早年意气风发，晚年波澜不惊，听来令人百味杂陈。

　　他是这样一个矛盾综合体：做红旗轿车的17年历程里，他以坦荡磊落赢得了工人们的爱戴，却也因性格外露未讨领导欢心；他经历了人生的高潮，然后又在高潮后体味着世态的炎凉和繁杂。

　　大约5年前，他做了直肠癌手术，此后一直在家休养。当年春节，楼上小孩到屋外放鞭炮，他出去看热闹，因躲避不及，被鞭炮震聋了耳朵。祸不单行，2009年的夏天，他家小女儿又因病离世，给了两位白发人致命一击。

　　在许多沉默的日子里，他坐在电脑前，敲打着毫无生机的键盘，敲打着自己的革命人生。不觉中，案头前11万字的初稿已有一尺厚。

　　红旗设计师贾延良这样评价他：“没有王(振)厂长，就没有(CA)770”。他却一笑置之。经过大起大落，大是大非，对他而言，功名利禄、生死荣辱都不算什么。这一点，看看他为一汽史志编纂室写的红旗回忆文章就能明了——文中，他提到了62个人的名字，在他笔下，功劳往往都是别人的。

　　今年95岁的一汽老设计师史汝楫在接受《汽车商业评论》访谈时告诉我们，他在20多年前申请加入共产党时讲过的两句话。第一句是，“不是王振同志介绍(入党)，我不入”；第二句是，我们知识分子跟着他(王振)最放心，他从来不整人。”

　　在长春，他的生活一如从前，简单而执着。

　　我怎么接触轿车的呢？

　　1958年一汽搞两排座红旗(CA72)时，还没有轿车厂，各个部件分散生产，如发动机车间生产发动机，底盘车间生产底盘，最后集中起来总装。1959年，好不容易盖了个总装车间，我任热处理车间主任，兼生产处副处长，主管红旗。两排座一直生产到1960年，作为检阅车参加过1959年的国庆十年大庆，后来因质量问题，停做了一段时间。

　　这期间，我坚持白天上班，下班后上夜大学(当时叫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后来的吉林工业大学，我爱人在夜大学上班)，从晚上6点学到9点，学制6年。

　　夜大学还没念完，1959年底我被调往北京，在一机部政策研究室工作。2年后，我回到吉林省委财经领导小组，当时的省委书记是赵林。

　　但1963年3月，我又回到一汽。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我正在省委开会，途中上厕所，遇到王少林同志(原一汽副厂长)。他说：“王振，郭力同志正到处找你，你快去吧。”

　　我找到郭力，问他啥事。

　　郭力说：“××(当时的轿车厂负责人，在从伊通回吉林(市)的路上发生车祸，撞伤了好几人)出事了，轿车厂缺人，你去干吧。”

　　我去轿车厂当副主任。当时轿车厂已经停止生产，工人们都去搞农场等副业。

　　“没别的，王少林同志讲了，要把红旗搞起来。”我说，“我们先研究老红旗是啥毛病，为何不能用？”

　　紧接着我们就搞调查研究。搞了一个多月，找出了红旗两排座的42个质量问题，其中一类问题20项，二类问题22项。所谓一类问题，就是不解决就不能出车的要害问题，像刹车跑偏，发动机熄火，车门关上后打不开等。其他如车到处乱响，有时候喇叭不响等属于二类问题。

　　轿车厂随即成立了20多个质量攻关队，每个攻关队包括工艺员、设计员和生产员，提出“质量第一”的口号。差不多用了近4个月时间，把这些质量问题全解决了。

　　1964年10月1日，建国15周年大庆，我们做了20辆新改进的红旗两排座，轿车厂派崔洪松等同志送到北京。这些车在北京使用得不错，中央用它们替换了苏联吉姆轿车，迎送参加国庆大典的外宾们。

　　重新设计

　　在是否重新设计新车型，还是把两排座红旗的尾巴拉长变成三排座的决策问题上，王振跟总厂领导的意见产生了分歧

　　回过头来讲为什么要搞三排座红旗(CA770)。这有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当时中央领导坐的都是苏联车，苏联车又分为这么几种：吉斯115，防弹保险车，5辆，供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等5人乘坐；吉斯110，三排座，供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乘坐；吉姆，苏联高尔基汽车厂生产，供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和部长们乘坐；胜利牌，供厅局级领导当公务用车。

　　但在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全部撤走。苏联不再给我们提供配件，导致在中国使用的这些苏联车没零件可换。我到北京做调查时就发现，吉斯115和吉斯110全部停开，朱德总司令的防弹保险车还被拆卸。

　　另一个背景是，一汽生产的两排座又不能代替这批苏联车。这种情况下，部里领导就下决心要给中央领导同志换咱们自己生产的高级轿车。1964年，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到一汽，他在轿车厂也给我讲：“中央领导同志坐老(CA)72肯定不行，它是两排座，另外质量也不大好，要上三排座，给中央领导换车。”

　　段部长还放出狠话：“王振，你搞不出来，我拿你试问。”我跟段部长在部队时就认识，彼此相当熟悉。

　　我说：“放心吧。”

　　1965年中央下命令，要在10月1日前试制出一辆具有先进水平的三排座红旗高级轿车。

　　说实话，三排座不容易啊！首先要求现代化，现代化是啥？谁也不知道。我们那时不能去国外，也不知道外国车怎样。上面对三排座外型提的要求是美观、大方、庄严，富有民族色彩(段君毅语)，同时要在老两排座的基础上设计。

　　我们赶紧找样车。当时我们手里只有一辆英国女皇坐的劳斯莱斯，这是汽车局专门从香港买来给我们的。那时不像现在，我们要最好的车，但谁也不卖给我们。汽车局局长胡亮给我们出点子，让我们去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同志坐的奔驰600。

　　我带着赵世芳、路宝根、李棣华、唐德縜一行5人去中南海，正好遇上陈毅副总理的警卫员、司机老李，他正在擦奔驰600。中央警卫局曹科长介绍说：“这是(一汽)轿车厂的王厂长，他们想看看奔驰600。”

　　老李也挺不客气：“你看看人家的车，再看看你们那两排座，咱们怎么就做不出来？汽车厂都白吃饭？”

　　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不让我们出国，我们也不知道外国车长啥样。你说奔驰好，我们也没见过。”

　　老李就详细给我们介绍了奔驰600的性能和特点。“这样吧，我拉你们走一圈。”他说。

　　我们坐上奔驰600，从中南海6号门出去，顺着长安街，开到五棵松。警察都知道这是陈毅同志的车(全国就只有这一辆)，我们一路畅通无阻，感觉确实不错。

　　但光看是看不出什么名堂来的，至少也得测一测，量一量，才知道具体尺寸。我们向部里申请，能不能把奔驰600拿给我们做样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