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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王振 就没有红旗CA770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5月12日 16:52   汽车商业评论 字号:

  做红旗轿车的17年历程里,他以坦荡磊落赢得了工人们的爱戴,却也因性格外露未讨领导欢心;他经历了人生的高潮,然后又在高潮后体味着世态的繁杂

  口述  王振     整理   ABR记者  葛帮宁

  我无法为你呈现一个完整的故事。我所记录的,或者说我尽可能深入了解到的,是综合了两次长达5小时的访谈,一段跨越83年人生的片断回忆。

  王振,1927年5月出生在辽宁省铁岭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有5个哥哥,3个姐姐。由于家庭生活困难,考上伪满国民高等学校后不得不勤工俭学。对他而言,如此出身,如此年龄,如此学历,在未来的生活中如此坚持,实属不易。

  他这一生,依其经历可细分为三部分:参加革命打土匪;抗美援朝上战场;加入一汽造轿车。他性格刚强,文武兼备。他的故事跌宕起伏,早年意气风发,晚年波澜不惊,听来令人百味杂陈。

  他是这样一个矛盾综合体:做红旗轿车的17年历程里,他以坦荡磊落赢得了工人们的爱戴,却也因性格外露未讨领导欢心;他经历了人生的高潮,然后又在高潮后体味着世态的炎凉和繁杂。

  大约5年前,他做了直肠癌手术,此后一直在家休养。当年春节,楼上小孩到屋外放鞭炮,他出去看热闹,因躲避不及,被鞭炮震聋了耳朵。祸不单行,2009年的夏天,他家小女儿又因病离世,给了两位白发人致命一击。

  在许多沉默的日子里,他坐在电脑前,敲打着毫无生机的键盘,敲打着自己的革命人生。不觉中,案头前11万字的初稿已有一尺厚。

  红旗设计师贾延良这样评价他:“没有王(振)厂长,就没有(CA)770”。他却一笑置之。经过大起大落,大是大非,对他而言,功名利禄、生死荣辱都不算什么。这一点,看看他为一汽史志编纂室写的红旗回忆文章就能明了——文中,他提到了62个人的名字,在他笔下,功劳往往都是别人的。

  今年95岁的一汽老设计师史汝楫在接受《汽车商业评论》访谈时告诉我们,他在20多年前申请加入共产党时讲过的两句话。第一句是,“不是王振同志介绍(入党),我不入”;第二句是,我们知识分子跟着他(王振)最放心,他从来不整人。”

  在长春,他的生活一如从前,简单而执着。

  我怎么接触轿车的呢?

  1958年一汽搞两排座红旗(CA72)时,还没有轿车厂,各个部件分散生产,如发动机车间生产发动机,底盘车间生产底盘,最后集中起来总装。1959年,好不容易盖了个总装车间,我任热处理车间主任,兼生产处副处长,主管红旗。两排座一直生产到1960年,作为检阅车参加过1959年的国庆十年大庆,后来因质量问题,停做了一段时间。

  这期间,我坚持白天上班,下班后上夜大学(当时叫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后来的吉林工业大学,我爱人在夜大学上班),从晚上6点学到9点,学制6年。

  夜大学还没念完,1959年底我被调往北京,在一机部政策研究室工作。2年后,我回到吉林省委财经领导小组,当时的省委书记是赵林。

  但1963年3月,我又回到一汽。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我正在省委开会,途中上厕所,遇到王少林同志(原一汽副厂长)。他说:“王振,郭力同志正到处找你,你快去吧。”

  我找到郭力,问他啥事。

  郭力说:“××(当时的轿车厂负责人,在从伊通回吉林(市)的路上发生车祸,撞伤了好几人)出事了,轿车厂缺人,你去干吧。”

  我去轿车厂当副主任。当时轿车厂已经停止生产,工人们都去搞农场等副业。

  “没别的,王少林同志讲了,要把红旗搞起来。”我说,“我们先研究老红旗是啥毛病,为何不能用?”

  紧接着我们就搞调查研究。搞了一个多月,找出了红旗两排座的42个质量问题,其中一类问题20项,二类问题22项。所谓一类问题,就是不解决就不能出车的要害问题,像刹车跑偏,发动机熄火,车门关上后打不开等。其他如车到处乱响,有时候喇叭不响等属于二类问题。

  轿车厂随即成立了20多个质量攻关队,每个攻关队包括工艺员、设计员和生产员,提出“质量第一”的口号。差不多用了近4个月时间,把这些质量问题全解决了。

  1964年10月1日,建国15周年大庆,我们做了20辆新改进的红旗两排座,轿车厂派崔洪松等同志送到北京。这些车在北京使用得不错,中央用它们替换了苏联吉姆轿车,迎送参加国庆大典的外宾们。

  重新设计

  在是否重新设计新车型,还是把两排座红旗的尾巴拉长变成三排座的决策问题上,王振跟总厂领导的意见产生了分歧

  回过头来讲为什么要搞三排座红旗(CA770)。这有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当时中央领导坐的都是苏联车,苏联车又分为这么几种:吉斯115,防弹保险车,5辆,供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等5人乘坐;吉斯110,三排座,供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乘坐;吉姆,苏联高尔基汽车厂生产,供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和部长们乘坐;胜利牌,供厅局级领导当公务用车。

  但在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全部撤走。苏联不再给我们提供配件,导致在中国使用的这些苏联车没零件可换。我到北京做调查时就发现,吉斯115和吉斯110全部停开,朱德总司令的防弹保险车还被拆卸。

  另一个背景是,一汽生产的两排座又不能代替这批苏联车。这种情况下,部里领导就下决心要给中央领导同志换咱们自己生产的高级轿车。1964年,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到一汽,他在轿车厂也给我讲:“中央领导同志坐老(CA)72肯定不行,它是两排座,另外质量也不大好,要上三排座,给中央领导换车。”

  段部长还放出狠话:“王振,你搞不出来,我拿你试问。”我跟段部长在部队时就认识,彼此相当熟悉。

  我说:“放心吧。”

  1965年中央下命令,要在10月1日前试制出一辆具有先进水平的三排座红旗高级轿车。

  说实话,三排座不容易啊!首先要求现代化,现代化是啥?谁也不知道。我们那时不能去国外,也不知道外国车怎样。上面对三排座外型提的要求是美观、大方、庄严,富有民族色彩(段君毅语),同时要在老两排座的基础上设计。

  我们赶紧找样车。当时我们手里只有一辆英国女皇坐的劳斯莱斯,这是汽车局专门从香港买来给我们的。那时不像现在,我们要最好的车,但谁也不卖给我们。汽车局局长胡亮给我们出点子,让我们去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同志坐的奔驰600。

  我带着赵世芳、路宝根、李棣华、唐德縜一行5人去中南海,正好遇上陈毅副总理的警卫员、司机老李,他正在擦奔驰600。中央警卫局曹科长介绍说:“这是(一汽)轿车厂的王厂长,他们想看看奔驰600。”

  老李也挺不客气:“你看看人家的车,再看看你们那两排座,咱们怎么就做不出来?汽车厂都白吃饭?”

  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不让我们出国,我们也不知道外国车长啥样。你说奔驰好,我们也没见过。”

  老李就详细给我们介绍了奔驰600的性能和特点。“这样吧,我拉你们走一圈。”他说。

  我们坐上奔驰600,从中南海6号门出去,顺着长安街,开到五棵松。警察都知道这是陈毅同志的车(全国就只有这一辆),我们一路畅通无阻,感觉确实不错。

  但光看是看不出什么名堂来的,至少也得测一测,量一量,才知道具体尺寸。我们向部里申请,能不能把奔驰600拿给我们做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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