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最初没同意。但接着事情就有了转机，在一汽流传的一种说法是，陈毅同志当时兼外交部长，有次他接待外宾，到前门全聚德吃烤鸭。但进去后就出不来了，他的车一开，老百姓都知道是陈毅副总理来了，都要来看他，他只好从后门回到中南海。

　　周总理知道这件事后，就说：“你招摇过市，把车给人家算了，他们给我们做高级轿车。”陈毅这才答应了。

　　轿车厂进入设计阶段，这时离国庆节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值得庆幸的是，参与设计、工艺的这些技术人员，有不少曾参加过东风、红旗轿车的试制，以及红旗两排座的质量攻关。他们对发动机、变速箱、刹车、双管路的研究同时展开。

　　我们先研究样车。劳斯莱斯高贵，车身长，试车时有些摇晃，但内饰不错。奔驰600外型不错，开起来挺稳，但下面老是“咕咚咕咚”响，这跟当时我们国家的路面不好有关系。

　　接着就成立了车身设计组，共5人：程正、艾必瑶、贾延良、张祥瑞和邱良飙。三排座车长定为5.98米，英国女皇车约是6.2米，奔驰600约6.4米。为何选不到6米？那时候的北京小胡同多，车身短点好转弯。但劳斯莱斯和奔驰600上的功能，它都有——如前面的隔音玻璃，后排的自动后座等。

　　外型设计过程中有个小故事，有次贾延良来找我：“王厂长，这不行！”

　　我问：咋呢？

　　他说，“你看，有人抄我的”。

　　我说：“抄啥？各设计一个型号。”邱良飙、程正、张祥瑞、艾碧瑶、贾延良及两个工大的学生分别做了一个1/5的油泥模型。

　　现在的设计都要保密，我们那时候是公开的，人越多越好。油泥模型做好后，中午吃饭时全厂职工都带着饭盒，都去当评论员，对7个油泥模型挑肥拣瘦，提修改意见。所以后来是把每个模型的优点集中起来，做成一个1：1的主油泥模型，这就是三排座红旗的外型。

　　但客观来说，三排座更多体现的是贾延良的设计。贾延良设计得有流线形，跟上了形势。贾那时候比谁都先进，很超前，我记得轿车厂第一个穿喇叭裤的就是他。我还给他们赵科长讲：“告诉贾延良，让他把喇叭裤脱下去。”

　　后来有好几次，人们问我：“三排座红旗的外型是谁设计的？”我只能回答是贾延良、程正、艾必瑶、张祥瑞他们几人一起设计的。

　　我补充一段插曲。当初在是否重新设计新车型，还是把两排座红旗的尾巴拉长变成三排座的决策问题上，我跟总厂领导的意见产生了分歧。

　　我站在我们设计人员一边。他们的意见是：两排座改了以后还是两排座，无非是把后面拉长了。“咱们别这样干，要干就重新设计，干个好的”。

　　我去给总厂领导汇报。他不同意，不为别的，他觉得没时间了。“你完成得了吗？完不成中央任务怎么办？”他说，把两排座这么一拉，不就很快吗？

　　但我们铁了心要重新设计。

　　领导看我们不听话，很生气：“王振，我这个总厂管不了你，我不管了，你去做吧。”有阵子他去搞越野车，不到轿车厂来。

　　我去找他。我说：“××厂长，你不能不管我们啊。”

　　他说：“这样吧，你把总设计图拿来我看，凡是车的长宽高和哪些位置有数据变动的，你告诉我。”但就是这样一位好同志，在文革中却被活活打死。

　　三排座红旗样车

　　第一辆三排座红旗样车是在越野、发动机、铸模、底盘、附件、教育大楼食堂等6个单位的7块场地里分散生产，再集中到轿车厂的总装线上装配出来的

　　就在轿车厂准备试制样车时，一场意外不期而至。

　　1965年5月的一天，长春风雨交加，电闪雷鸣，轿车厂几万平方米的厂房都是大跃进时期盖的砖木结构，哪里经受得住，有些地方突然裂开。我到车间时，就看到房子开裂后挡住车床，威胁到工人和设备的安全。

　　我赶紧给总厂打电话。当时饶斌已调走，厂长是郭力。“郭厂长，你赶紧过来，这个问题大了，我的厂房要塌了。”我说，别的事我可以负责任，但人命的事我负不起。

　　郭力立即带着基建处的曹新、徐家宽来查看厂房，并当场决定：厂房紧急大修，轿车厂马上搬家。

　　“我们正生产红旗轿车，这下怎么办？”我有些犯愁。

　　“我给你们找。”郭力说。

　　我们俩冒着大雨到各分厂求援。每到一处，郭力就讲：“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大家都要援助轿车厂。”

　　结果我们用了半天时间，分别在越野、发动机、铸模、底盘、附件、教育大楼食堂等6个单位要了7块场地，再算上轿车厂那条总装线，分布在8个地方生产。

　　场地确定后，我们顶着大雨搬设备。轿车厂依靠自己的力量，用了半个月，就把几百台设备搬到7个场地。三排座红旗的样车试制，以及1966年“五一”前送到北京的20辆三排座，基本上都是在分散的厂房里做出来的。

　　一边要搬迁，一边还要试制。这时技术工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试制过程中困难很多，我们几乎没有模具，全靠他们做。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技术工人的作用都不可忽视。但事实却相反，我们更注重科技，注重专家，恰恰最缺的就是能工巧匠。

　　你看有多难吧。车身总成采取设计、工艺人员和工人三结合办法。车长和车宽确定后，考虑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身高、体型和乘车需要的不同，车高多少？车内部尺寸如何定？驾驶室尺寸如何定？

　　现在可以用电脑设计，但在当时不好办。我们只好让不同的人坐在里面测试，找来开车最有经验的司机路宝根、崔洪松和金文礼，分别代表胖、瘦、矮，取下他们在驾驶室里的尺寸，再设计。

　　车后边最初还设计有酒柜，以及放茶杯的地方，但在后来给取消了。悬架装置的设计，牵涉到许多原理，设计师华福林在工人的配合下，大胆改进设计，使之能适应当时的路面。

　　我们在三排座上开创性地用了框型车架，这是设计师朱子智在一本国外汽车杂志上看到的，那时国外汽车也无这种先例。框形车架做起来很难，先要设计模具，设计完后还需要找材料。我让朱子智成立一个小组，还抽调了两人：焊接工艺师孙德慎(后来当了副厂长)和老工人钱增荣(八级钳工)。

　　第一次设计完后，做出来的效果不理想。有人开始讲闲话：“你看，就想出风头，国外车都没用过，就你能用？你能设计？”还有人认为，耽误了时间不说，可能会误大事。

　　为此，朱子智专门来找我。我说：“你别管他们说什么，咱们抓紧时间继续做。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算命先生，我们实践实践吧。”

　　最终试制出框型车架，装车效果非常好。

　　差不多用了5个月时间，1965年9月12日我们装出第一辆红旗三排座样车。19日，轿车厂派范恒光、崔洪松和司机徐汉普等同志把车送到北京。我虽然没去，但整个过程我都知道，他们每天晚上要打电话汇报情况。

　　9月20日，中央领导和国务院同志看了三排座。晚上9点，彭真同志要看车。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已调任一机部副部长的郭力带着送车组的同志，把三排座开到彭真同志的住处。他一看非常高兴，提出要试坐新车。

　　在长安街上，他一个劲儿让司机开快些。司机说，时速已经达到100公里了。“坐在车里没感到这么快，真是一部好车。”彭真对车的外型、性能和内饰都很满意。他说：“我们要用自己的车接送其他国家总统。”

　　看到车后面的活动座椅，彭真很高兴：“周总理迎送外宾太累，以后就可以躺着休息了。”看到三面红旗的侧标时，他问这是什么意思？郭力回答说，三面红旗分别代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彭真同志讲：“那也不全，还有毛泽东思想红旗呢，干脆就用一面红旗吧。”经上级决定，侧标只保留一面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