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车很快就分给了中央领导同志，详细名单崔洪松知道。4月23日，也就是红旗到达北京的第二天，一机部党组给一汽总厂发来贺电：热烈祝贺首批红旗三排座轿车生产提前完成。4月29日，轿车厂召开大会，一面庆祝，一面动员完成全年100辆生产任务。会上，总厂党委授予轿车厂特等功。

　　戎马岁月

　　农民家庭出身，18岁参加革命，到内蒙古打土匪时不到20岁，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有人这样评价王振：他像农民，像工人，实际上他是个儒将

　　我是辽宁省铁岭县人，1927年5月出生在铁岭的一个小山村。高小念完后报考国民高等学校，这个学校在旧中国很有名，日本人来了后改名伪满高等专科学校，当年只招收150人，我考到第58名。

　　学校分工科和农科，我学的是农科，学制4年，老师一半中国人，一半日本人。我家里很穷，没钱念书。凑巧的是，一个做烟草生意的商人周志良经常去我家乡，认识了我父母，偶尔还卖些烟给他们。熟了后，他就认我父母作干爹干妈。周志良挣了钱后，就在铁岭县东山岭租了些房子，改造成旅馆，取名“义和花店”。虽名为花店，并不卖花，给那些开大车或做小生意的人提供住宿。

　　花店要雇个管账先生，晚上登记谁来谁往。当时日本人有规定，每晚9点后必须报派出所管制员：来了多少客人？从哪里来的？周志良跟我父母讲：“让兄弟过来帮我吧，(这样)我就不雇人了。”

　　因此我就半工半读：早上去上学，晚上回家吃完饭后，到花店管账。做完登记，送到警察分局。再回到花店，还要磨些豆腐，用来招待住店的客人。我读了4年书，在花店里干了4年。

　　临近毕业，我开始犯愁要去干什么。1945年日本投降，东北解放，不久八路军进城，他们一到铁岭县，就到铁岭中学开会，做青年学生的政治工作。同时国民党的地下党也来了，还成立了县政府，把警察全换成白帽子，但国民党军队还在沈阳。

　　1945年9月，我们十个同学一起到解放区投奔八路军。我们十人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在学校老受城里人欺负，就拜把结为兄弟，所以干什么都在一起。十人中，现在北京的还有好几个。

　　我们进了军事干部学校，政治委员是当时的校长。学校后来改名为民主学院，招收东北学生。我因参加工作早，实际上也就早那么几个月而已，就在学院里当了个班主任。1946年3月1日，我加入共产党。

　　这年年底，我们学校在法库礼堂开会，吕正操主持，林彪来参加。我还记得林彪讲话时提到了“等、忍、狠”，那时国民党大量进攻，我们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先等他们来；国民党进攻时，我们先忍耐一下；然后再狠狠歼灭他的。

　　1946年5月一战四平，民主学院成立慰问团，派我带学生到前线慰问。慰问团团长是辽宁省政府主席朱学文，当时的辽宁省省委书记是陶铸。离开前，四平市委书记刘镇东问：“外边有国民党包围，(四平)城里没干部，能不能把民主学院的学生留一些？”

　　我被留了下来，在四区当区委秘书，区委书记是徐坚同志。我们主要做两个事：其一，敌人天天来攻打，四平街道上全是被炸死的老百姓。白天没法出去，只能晚上清理战场，把他们埋起来；其二，在马路上挖战壕，尽量挖宽，防止坦克进来。

　　有天晚上，徐坚同志一回来就说，林总司令(林彪)讲，国民党的援军来了，咱们必须在10点前撤退。“要带些什么东西？”我问。“啥也别带。”徐坚回答。我记得很清楚，1946年5月16日晚我们撤退，由于走得匆忙，甚至连关押在仓库里的特务都忘记了处理。

　　中央当时有个精神：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放下皮包，脱掉皮鞋(高级干部到东北有皮包，有皮鞋)，意思是把铁路干线让开，到农村去建根据地。

　　我积极响应号召，去了辽西突泉工作组(现隶属内蒙古)。鬼子刚投降，汉奸、伪满警察、特务、蒙古兵打乱仗，我们到突泉，就在外围建立武装根据地。接着去了杜尔基区，我在区里工作组当区民政助理员，区委书记是陈国良。

　　杜尔基区土匪多，我们天天打土匪。比较有名的几个土匪，如草上飞，曾给地主打过工，地主看他干得不错，便招为上门女婿。我们去后，把他家给分了，他打不过，就跑到四平去了。

　　其他土匪还有青山(伪满助理员)、海蛟、文武、大主义等。两个女土匪，分别是两个伪满警察署员的老婆，一个叫花蝴蝶，一个叫顶风浪。此外，土匪还有正规军，即伪满蒙古王爷的兵。

　　剿匪整整剿了一年，牺牲了很多同志。我是幸存者，土匪多次悬赏要我脑袋。有好几次，我穿着大衣，骑着马，马飞奔时衣服飘起来，子弹打偏了。我骑坏了很多马，经常骑着马跟土匪兜圈，落下了“马膏药”的绰号。1947年23团过来围剿土匪，剿匪工作才结束。因表现不错，我被派到太东区当区长，当年19岁。

　　1947年年底，白城召开各地县委书记会议，讨论贯彻《土地法大纲》。我当时是个区长，县委书记带我去参加。他为何带上我，至今也是个谜。我后来无数次地想，可能我是个知识分子，去了后能做记录；也可能是有意培养我。

　　1949年组织认为我出身好，表现好，学习不错，有战斗经验，剿匪还立过功，就调我到东北局组织部当干事，当时的主席是高岗。又一年多后，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东北局决定抽调1/3干部到朝鲜战场，组织后勤部队。我申请去前线，被组织批准。

　　志愿军于1950年11月25日过鸭绿江，而我在11月2日就过了江。1953年美国跟朝鲜谈判停战，算起来，我在朝鲜战场两年多，从战争开始到快结束时。

　　进一汽

　　从1952年12月底初到一汽，转眼50多年已去。穿越这段尘封岁月，重回起点，王振的悲喜汽车人生才刚刚开始

　　1953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需要大量干部搞建设。中央决定，凡是在地方工作的，一律回国参加建设。中组部干部局局长和东北局领导专门到朝鲜来要干部。

　　我原来在东北局，按规定得回东北局。有一天，21大站政治部主任找我：“王振，组织说让你回国。”

　　“你认为呢？主任。”我问他。

　　“主要看你愿不愿意回去。”

　　“组织定吧。”我说。

　　主任本来不想放我走，南京军事学院要来抽调6个年轻的团级干部，他认为我有知识有文化，想让我去南京。

　　但当时我爱人在东北一所学校教书，她还在等我回去结婚。我爱人是北京人，在北京女中上过学。1949年我在东北局组织部管干部时，组织让我到北京给育才学校调干部，我通过中央组织部安排，到北京市教育局要人，正好她那年从北女师毕业，我就把她调到长春。随后我上朝鲜前线，她一直等着我。

　　最终我仍然选择回地方。回去后我们就结了婚，否则就可能留在军队，我的人生可能完全改写。

　　我被分到东北局组织部东北二科，专门接待从朝鲜回国的干部。朝鲜战争结束后，退下来不少人，他们打过仗，立过功，不太服管，我穿着军装，和他们比较好谈话。

　　我怎么到一汽的呢？管干部管了一个多月，东北局开始给汽车厂配干部。21大站站长张骞光被调到一汽土建公司当经理。他看到我就说：“王振，你待在这里干嘛？赶紧搞建设去。”

　　他还给我解释，中国成立了652汽车厂，就是毛泽东汽车厂。“这个汽车厂好啊，生产线是流水线，就像流水似的。”

　　我赶紧去找组织部沈部长，提出要去汽车厂搞建设。中央监察部部长找我谈话，把我好一顿批评。他说：“好不容易战争结束，我们把你调回来管军队干部。现在你又想走，东北局组织又不是饭馆，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我看走不了，只好跟张骞光说明情况。张骞光找到当时的一汽厂厂长饶斌，讲了我的情况，饶斌再去找沈部长。这次沈部长就不好再说什么，同意放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