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2月底我到一汽，之后一直在汽车厂，一晃50多年过去了。到长春时，一汽正在搞建设。我先在技术教育训练处当计划科科长，负责干部培训。一汽的干部级别都很高，厂长饶斌原是省委书记，处长是地委书记，科长是县委书记或部队团级干部，甚至连管仓库的保管员都有曾当过县长的。

　　在训练处干了一年多，一汽要挑选年纪轻、有文化的干部去苏联实习。我被选中。1954年5月，我作为第二批实习生被派去苏联(第一批实习生是史汝辑等8人)。我的实习专业是电器修理车间主任，斯大林汽车厂的电修车间，由于生产产品比重已经占全车间任务的65%，在两年前就已更名为电机车间。

　　那时我真不懂技术，甚至连汽车有几个轮子都搞不清楚，就买来大堆资料，坚持学习。我学俄文很快，去苏联前，我强化突击了3个月，其他人学了半年。到苏联后，基本上不用翻译。我的日语也不错，伪满时全用日文教书，后来我多次去日本，也从不带翻译。

　　我的导师罗申是位电器专家，也是位优秀的管理专家，他年纪较大，也是第三批实习生江泽民同志的导师。我的实习计划在罗申的安排下分成了四个阶段：一是跟车间副主任沃里奇学习生产现场管理知识；二是在各业务科室学习专业管理知识；三是到重点生产工段实习；四是学习罗申全面领导车间的知识。

　　罗申对我要求严格，几乎每个阶段都要检查我的实习计划完成情况，还问我是否需要他帮助。跟他实习时，他让我搬进他的办公室，让我看他每天的工作程序，如何处理车间发生的各种问题。他还经常把车间管理中容易发生的问题告诉我，问我处理意见，以此检验我的实习效果。

　　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罗申有了更深的了解。有一天，我很早就来到车间，看到他的办公室门上贴着一张用黄纸写的大字报：“罗申同志，我们为中国一汽生产的自动控制设备，有的质量不好，这是由于你的责任，影响了我们对中国的友好形象……”署名是车间共青团。大字报封了门，罗申很生气，但他还是立即召开会议，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

　　跟我交流沟通时，罗申多次提到想到中国看看。1956年初冬，他终于实现了愿望，以斯大林汽车厂电器专家身份来帮助一汽，只不过那时我已到热处理车间工作。

　　实习的最后半个月，我去参观高尔基汽车厂，它是当时苏联最大的汽车厂，生产胜利牌、海鸥牌和伏尔加等轿车。

　　在苏联，我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个流亡到莫斯科的西班牙共产党员罗·洛斯，他在技术科。我们俩没事就唠嗑，还常在走廊里一起抽烟。两个外国人俄语行是行，但不流利，讲话时容易把语法倒过来。因此，往往我们自己相谈甚欢，但苏联同志却说：“你们说的俄语不对，我们听不明白。”

　　苏联老师对我们也不错，经常请我们吃饭。但我们有条纪律：对苏联女孩要注意。苏联在二战中死了不少人，苏联女孩较开放，尤其喜欢中国男同志，因为中国人敬业，又刻苦钻研。有个底盘车间的同志，上海交大毕业，他回国时，莫斯科大学的一位女孩非要跟着他到中国不可，最终被劝退。

　　我要走时，也有苏联同志讲：“王振，别走了，留在苏联吧，我们苏联姑娘可好了。”我说：“我们是来学习的。”

　　我就写信给我爱人，赶快寄张她跟女儿的合影过来，那时我们的大女儿刚出生。收到照片后，我拿给他们看。“我是结过婚的。”我说。

　　1955年5月我回到一汽，先在轿车车间当主任。一年后，热处理车间主任被调离，我过去当车间主任。不久，罗申来一汽，听说我没在电修，而去了热处理，就到热处理车间找我。一见到我，他就说：“你学电的，怎么去搞热处理？你叛变了。”

　　棋至中盘

　　王振在最辉煌的时候被调离轿车厂。棋至中盘，却在高潮时戛然而止。他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复杂的政治风浪中，体味着一种完全被改写的人生

　　1966年做完20辆三排座红旗后，轿车厂发生了搬厂风波。这个事，汽车厂没人愿意讲，知道的人也不多。三排座送到北京后，军方看到了问题所在：一汽要生产解放牌，没有轿车厂，而轿车生产需要很多车间。因此，部里和北京市委研究决定，把轿车厂搬到北京。

　　另一方面，北京有红旗服务站，有一汽招待所，一汽有不少人住在那里。搬到北京后，修车也很方便，再者，北京也正好有这么个地方。地点定在原北京轴承厂。毛主席不是提过三线计划吗？北京轴承厂已经搬到三线去了，厂房空着，留有5栋楼房，还有工人住的宿舍。

　　都研究好了。当年拆完当年搬家，一些设备已逐渐被搬到北京。一汽派副厂长胡予久(曾给彭真同志开过车)去找北京公安局解决户口事宜。北京市公安局允许我们落户500户，而轿车厂当时只有400多人。报名时，也有很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工人不愿意去，他们在长春生活得很习惯。

　　(1966年)5月，赵学艺跟我商量，“你们先别搬了，把今年任务完成后再搬吧。”任务是多少？100辆。20辆做完后，还剩80辆，要在10月1日前做出来。

　　上级这样决定，我们就准备再等等。我动员大家赶紧干，任务完成后去北京。结果6月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搬厂一事不了了之。当年我们只做了88辆红旗车。

　　文革中，生产全停掉，军代表进驻，两派斗得厉害，学生们都去参加游行批斗。我看着心痛，那时也年轻，开会时就顺嘴讲了几句：“现在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火车不行驶，轮船不摆渡，飞机不上天，保卫边疆的战士也不保卫了，这哪行啊？”

　　这不是公然跟文革唱反调吗？第二天大字报就登出来了，我和党委书记被抓起来审查批斗。我们被隔离了一年多，有时候在北边，有时候在地下室，见不到阳光，也见不到家人。

　　1969年我被放出来，又开始查五七道路。1970年一汽革委会成立，吉林省干部都要下放到农村。我带着爱人、孩子去了大连的怀德县，住在一个小破房里。1973年一汽组织科长和组织干事到怀德县找到我，向我传达总厂命令，让我回汽车厂。我离开时，爱人和孩子还留在乡下。

　　赵学义也被打倒，“解放后”当了副书记。新党委书记王渝民，是支援汽车厂的16军的军代表。“你怎么样？”他问。我说，“没什么，乡下挺好。”

　　组织科长找我谈话，他先讲：“让你去铸造分厂当革委会副主任，怎么样？”“无所谓，我这个官都是捡的。”我回答。

　　他笑了起来：“不是这样，你还得回轿车厂。”他说，红旗车质量不好，职工们都强烈要求你回去，你去当革委会副主任。

　　1973年我回到轿车厂，主任是军代表。当时汽车厂有9个红旗阵地，中央为红旗扩建工程专门拨款3000万(元)，目标年产300辆。李中康(原一汽副厂长)在管这个事。

　　这一年我们搞了个CA774。为何搞这个车？三排座是领导人坐的，有时候也给部长们坐坐，但这样就没法跟中央领导区分，部长们希望能搞个比三排座小点的车。CA774样车做好后，我带着贾延良、华福林他们进京，把样车送给李先念同志看。

　　李先念同志看完后，我们正打算回长春。中央警卫局曹科长说，先别回去，再等几天。结果王洪文知道了后，就把CA774要去，用了3天。他还给上海方面打电话，说长春做了个新车。上海马上派3个人，坐飞机到北京来看车。当时我们正在中南海交通科里等着，上海来的人就围着CA774前后左右拍了很多照片。王的意思，可能是想让上海也做这个车。

　　CA774做完时，我就在想，咱们也不能只生产CA770或者CA774，得搞系列化车，就像德国那样，试制好后上生产线，出各种各样的车。先小批量，再大批量。

　　但就在这时，我被调离轿车厂。我这个人，做事情喜欢顶着干，不太听领导的话，不讨领导喜欢。当时的总厂书记××找我谈调动：“老王，现在全厂学大庆，你去管这块吧。”

　　1978年我离开轿车厂，但档案关系还在厂里，直到1980年才转走。后来就发生了众所周知的红旗停产事件。这段往事讲的人太多，我就不细说了。我只想强调一个事实：红旗车原来是赔钱，但300辆产量上来后，已基本能持平。

　　停产后，轿车厂不做轿车，上了旅游车，很多进口设备都被拆掉了。但红旗的故事还没完，关心的人仍很多。我到汽车总厂企业管理协会当副会长期间，有次到北京开会，时任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的袁宝华说，“王振同志，你是红旗轿车厂厂长，听说你们的汽车耗油？”

　　“费啥油？瞎扯蛋。”我很生气：红旗轿车是8缸，现在生产的小车是4缸，一家8口人和一家4口人吃饭，你说谁费油？我跟袁会长解释，如果拿红旗跟奔驰比，红旗并不费油。

　　至于所谓的亏损，一辆红旗卖4万(元)，这是国家在1965年定的，两排座4万(元)，三排座也是4万(元)。后来做的防弹车CA772是13万(元)。为这个事，我还到北京去要过钱。当时的总厂领导刘守华说：“王振，你把车给出去了，去把钱要回来。”我们已经做了9辆防弹车，一个钱也没给。

　　时任一机部部长的周子健知道我的意图后，就说：“你要啥钱？主席、总理他们坐的车，你上哪儿要(钱)去？再说，中南海没钱，我们这儿预算也不够。”尽管如此，轿车厂扩建到300辆后，一天一辆车，我们已经不亏损了。

　　学大庆学了两年，有段时间我闲着没事干，早晨一起床就习惯性地往轿车厂走。这期间，赵学艺曾想把我调回轿车厂。他的秘书给我讲过：你是搞轿车的，学什么大庆？还是回去搞轿车吧。赵去世后，这个事就黄了。

　　1980年3月，组织部又来找我：“老王，现在总厂成立了企业管理处，这是个大处，你去当副处长。”当时的处长是耿昭杰。

　　李玉堂当总厂党委书记时，轿车厂的工人们向他提议：“让王振同志回来吧。”李玉堂说：“他(王振)都50多岁，快60岁的人了。”

　　现在想想，这不怨人家，还得怨自己。我这个人太硬，说话做事都很硬，要是柔和点就好了。

　　在企业管理处干到60岁时，我对耿昭杰说：“我年岁到了。”耿说：“你年富力强，身体也好，再干一两年吧。”

　　我又留了两年。后来我给中国企协写文章，讲到做轿车这段经历，讲到为什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出世界上最好的轿车，为什么能9个月出样车，6个月成批生产？我总结了三条经验：决策、用人和做表率。这也是我当领导的三点体会，这些体会现在也适用。

　　一是决策，战略决策是必须把红旗车做好，要和外国车比，超过它不敢说，起码要赶上它。战术决策是认真对待，要尊重科学，勇于实践，而不是瞎忙。

　　二是要把人用好，把轿车厂里的所有人都动员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最重要的，领导一定要做表率。在轿车厂时，我早晨6点半骑车上班，7点到办公室，先处理一些文件，再去现场开生产会。8点正式上班，谁到谁没到，我清清楚楚。可以说，当时厂里职工谁也不敢晚到。此外，我去北京开会，拿回来的票分两种，一种是办公事报销的，一种是自己去看朋友不能报销的，我都分得很清楚。1989年我退休。当时的长春市委书记徐清都让我去市里。我没同意。“为什么？”他问我。我回答了两点：“第一，我不能给人家干活，要干就给党干；第二，我觉得累了，想休息。”(白建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