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文革期间，我还为这事挨过批斗，因为传闻说是我在大会上给大家讲的，我在交待情况时说：“彭真同志提的这个意见，是部党委做的决定，我跟着砍了两面红旗，留了一面，我当时是执行者。”

　　彭真同志看完车后说：“你们把车留下，我明天开到政治局，给主席和总理他们再看看。”

　　这可为难了。我们只做了一辆样车，车留下后我们就没了。郭力同志讲：“留给彭真同志吧，他可以做宣传。”

　　彭真同志每天都开着三排座去中南海，好多领导都想坐这个车，都向他打听，这是哪里做的车？听说是一汽做的，就向部里要车。

　　1965年年底，我们接到上级指示，要在1966年五一节前生产20辆三排座红旗送到北京，供中央政治局以上的领导乘坐。也就是说，要在5个月内生产20辆新车。

　　特等功

　　三排座红旗得到全国80多个兄弟厂“开绿灯”援助，看看身处第一线的400多名轿车厂员工如何完成这个光荣的历史任务

　　难度很大。首先，产品设计图纸就不全。做第一辆样车时，我们准备了部分图纸和工装，但并不完整。10月4日，轿车厂开动员大会，为20辆三排座奋战到底。之后，我们投入到热火朝天的战斗中。

　　车身设计组的余兆南、何熙凤、丁企炎、王德权等同志趴在冰冷的图板上设计图纸，两个月内就画了1000多张图纸，图纸画好后，再靠工人手敲出来。工装设计组的杨旭东、朱重明、李兴汉、宣润元、崔蕴珍和工人们一起，制造出几百套工装，有些来不及搞工装的零部件，就依靠老工人的技术做。

　　举个例子，悬挂部分的控制臂，是上海老师傅陈坤祥靠自己的技巧铣出来的；高压油泵的主被动转子，是在我们没有好磨床，靠八级劳模戴后法用手磨出来的；液压变速箱是在设计师冯锦炜，车间主任董正布，工程师黄远荣和老工人于兆峰、于学义的配合下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当时还在教育大楼食堂里的车身覆盖组，组长刘余宝带着工人，用手锤加扁铲，钢板加型钢，用了17天时间就做出了前后翼子板和前后盖八大覆盖件的胎具。

　　三排座红旗的门锁是上海生产的，装上车后打不开，打开后又关不上。上海老工人到长春把门锁拆开，研究有何毛病，设计人员再按照改装的门锁重新制图，老工人把设计图带回上海，在没有模具的情况下，全靠手工做出了新锁。

　　我后来经常感慨，三排座红旗第一依靠一批好的工程技术人员，第二依靠一批真正的老技工。你说原子弹好，高新技术好，你设计得再好，谁来做啊？还是要靠老工人。当时工人最高为八级工，而轿车厂工人平均是6.8级工，已经很高了。

　　还有来自总厂的支持。以前设计处不归轿车厂，我们改张图纸，要先打电话向设计处请示，然后再去找设计师们解决。由于设计处和轿车厂相隔较远，工人们只好拿着图纸来回跑，又费劲，办事效率还不高。

　　没办法了，我给王少林副厂长打电话求援。“这样下去肯定不行，时间跟不上。”我说，我没办法指使他们。

　　王少林和郭力研究后决定：把设计处管红旗的这批设计师，共24人，调回轿车厂。这个决定绝对是英明的，否则三排座不可能这么快。

　　设计处由副处长史汝楫带队，史今年95岁了，还在一汽。我见到他就问：“老史，你带的这些人怎么样？”他说：“这些设计师都有能力，都是技术尖子，没有一个党员。”

　　文化大革命时，有人揭发史汝楫，他被挨打，就是因为这句话。史在70岁时经我介绍入党。他带的那批人，除了程正，全都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后来，这些人成为汽车厂的骨干。从这个角度看，轿车厂不但搞了红旗，还培养了人才。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很多住市内的工人，如车装车间工王明山、徐文衡和张六同等都自发搬到工厂里住，他们在楼上搭床，搭草垫子，自己带粮食蒸饭吃。一天深夜，我们给工人们送开水，半路上遇到管开水的仇相禄，他手里提着几个米口袋，一问，才知道他为了让工人们多睡会儿，每天自愿为他们蒸早饭。

　　可以说，做三排座时，轿车厂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我曾讲过，我家孩子怎么长大的我都不知道，因为我每天也都在厂里，和工人们在一起。

　　晚饭是个难题。工人们早上能自己带粮食，带口袋，但晚饭怎么办？我去找总厂劳资处：“工人们太辛苦了，粮食也不够吃，晚上经常要干到半夜，厂里能不能解决一顿饭？”

　　劳资处不同意，说没这规矩。好说歹说，同意给加班费，一小时两毛钱。

　　工人们有意见了：“我们不是为这两毛钱来的，为两毛钱半夜三更跑这里干嘛？”他们讲，“我们是为了红旗车，为了让中央领导同志早坐车。”

　　我又去找总厂党委书记赵学义，向他反映情况。“我们干部还行，可以回家吃，吃了再来，但工人们住得太远，回去后就回不来(上班)了。”

　　赵学义说：“这样吧，工人按四毛钱标准给顿饭吃，但要自己拿粮票，到食堂买饭。”

　　这里还有个故事。有天夜里，大概九点多，我们去现场，工人们正在吃包子。其中一个工人让我们尝尝。按照规定，领导干部不享受四毛钱待遇，不允许在厂里吃饭——要么回家吃，要么夜里带饭。

　　我们谢绝了工人的好意，表示回家再吃。他们说，这哪行，你们一天到晚都在现场。我坚决没吃，书记彭亚光被逼得没办法，吃了一个。文革期间，造反派要斗彭亚光，但又没什么材料。把群众们逼急了，他们就说，彭亚光你那么馋，王厂长都没吃包子，就你吃了，这是受物质刺激。你看看，这算什么事啊？

　　1966年初，20辆三排座进入攻坚阶段，老厂房主体工程的大修工作也即将完成。为了消除分散生产带来的管理困难，轿车厂就把机建科、机械科和动力科动员起来，提出要跟基建争时间，3个月内搬回老厂的口号。

　　按理说，基建搞完，恢复生产不可能这么快。我们就带着基建工人，机动科全体同志上一线。当时的基建处处长曹新不同意：“这样有危险，我们怎么安装？”

　　我们回答：“要抢时间。”后来在副厂长柳殿栋的协调下，我们与基建处达成协议：基建白天干，我们晚上干；他们在东边干，我们在西边干。

　　机动科除了保证正常维修，还要进行动能网络和各种管道的安装。搭脚手架来不及，他们就搭上简易跳板；管理工人铺设采暖，通风用的上百斤重的管子，他们用肩膀一根根扛上去。质检处的同志都被感动了，都说没见过这样干的。

　　全厂很快就实现了动能七通，轿车厂恢复了集中生产。1966年3月，三排座开始在新厂房里总装配。总装配车间主任路宝根工人出身，他在动员会上讲，“是我们总装配工人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内饰钳工姜乃泉人称“小老虎”，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又帮协作科做了压制模。在新协作件来不了的情况下，老工人历金元刻制了前后侧标的装饰件。

　　20辆车做出来后，每辆车还要完成各种性能测试和1000公里磨合。白天跑不了，只能夜里跑。3月的长春夜里很冷，上海耀华生产的前后风挡玻璃还没送到，整车调整小组组长孙贤文召集技术过硬的秦玉林、徐汉普、傅增山、张士洪、李德宝等人，组成5个包车组，每组配4辆车，他们在夜里穿上棉大衣，戴着棉帽子，抓紧时间做调试。

　　风挡玻璃送到后，为了取得暖风系统的数据，在严寒的深夜，整车试验人员倪广孝、关俊峰、陈清萍、宋成达和试验工人刘绍森、刘光宇、李瑞光等把车开到野外，反复打开车窗，整夜整夜地进行测量，搜集数据。

　　结果是，(1966年)4月20日，轿车厂提前10天完成任务。21日，文革(原一汽副厂长)带着全厂20多个司机送车去北京。三排座到达北京永定门火车站时，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早就在那里等着接车。

　　场面非常壮观。20辆还没上牌的三排座红旗由永定门车站沿东西长安街行驶，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道路两边站满了围观的人群，有老百姓，也有外国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