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视察

　　我要特别讲一下邓小平同志视察二汽的情况。1980年7月20日，我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7月22日小平同志要到二汽视察，时间半天。二汽的各个专业厂分散在周围几十公里，邓小平到后，边视察边跟我们交谈。我汇报说：“二汽复建是李先念同志批的。”

　　“我看过国务院的意见，我赞成。你们这个意见很好。”说完后，邓小平反问我：“其他大厂能不能干？”

　　“只要是赚钱的应该可以干。”我回答，并向他请教：“二汽是以建设军车起步的，关于二汽的发展，究竟是以军车为主还是以民车为主？”

　　“你们注意军车很好，但是从长远，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发展民品。”邓小平果断地说。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就使我们下定决心，把原来计划10万辆产能，其中军车4.5万辆，民品5.5万辆大胆调整为民品占90%，军品2.5吨和5吨越野车各5000辆。

　　小平同志还问我们要不要组织联营公司。这种模式在文化大革命前也搞过，当时叫汽车托拉斯，后来流产了。我说：“我们已经开过好几次会议，准备明年就搞。”

　　他鼓励我们要打破“小而全”，要保护竞争，促进联合。“一汽、二汽这样的大厂应当以名优产品为核心，带动几个省区搞专业协作，把联营公司组织起来。”1981年，我们组建了全国第一家汽车工业联营公司，也就是“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

　　参观完生产线后，邓小平说：“你们各方面都不错，但国外计算机用得很广，你们的计算机还少一些，要用它来帮助生产，帮助设计。要多到国外去考察，对比差距在哪里。”

　　他还问我：“对厂长负责制有什么意见？”

　　我说：“就方向来看，没问题。但从实际出发，厂长不只管生产，还管社会，吃喝拉撒睡都得管。另外，好多厂长不懂业务。”

　　“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研究。”他说，这也算是方案之一。

　　我们带邓小平们参观了引进的全世界最先进的一条12000吨热模锻压连续生产自动线，锻压机有6层楼房高，是德国为我们生产的第一台。买这台设备是1974年，“四人帮”最猖獗时。

　　我向邓小平详细介绍了这台设备的引进过程：我们从德国通过散件运回国，由于二汽地处三线，外国人进不来。外国专家以为我们不能安装，引进的是一堆废铁。后来德国人想了解机器的运转情况，经请示李先念，批准之后，德国工程师来到十堰。下了车，他一言不发，不进会客室，也不吃饭，直奔车间。看到机器在运转，他非常吃惊，足足在机器前站了40分钟，然后向陪同人员了解设备的使用情况，以及我们做了哪些改进。

　　听完后，他高兴地说：中国人了不起，这套设备的运行让我看到了中国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决心、气魄和能力。”晚上，他给工厂打电话：“运转正常，你们放心，中国人很不错。”

　　参观到最后，邓小平发现了王兆国。由于中央办公厅指定最多只能由3个人陪同。二汽党委最后确定接待方案由我和王兆国全程陪同。

　　“这位青年是干什么的？”邓小平指着王兆国问。

　　“我们年轻的副厂长。”

　　“总厂的副厂长还是分厂的副厂长？”

　　“总厂副厂长。”

　　“多大了？”

　　“38岁。”

　　“你们的副厂长都这么年轻，可见中国有的是人才，就看你敢不敢用？”邓小平说。

　　我就给他说，王兆国可不是坐直升机上去的，而是一步步干出来的。他原来是车桥厂的一名技术员，后来调到总厂当团委书记，然后是党委常委、厂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又到车箱厂兼任党委第一书记，然后是总厂副厂长。

　　这个同志不简单啊。我是从几件小事来判断的。第一，他从党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调到车箱厂当分厂干部，他二话没讲就过去了。为了全心全意搞好车箱厂，把家都搬过去了，而且他爱人当时还有病。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把车箱厂变成全厂26个分厂中第一个进入“大庆式企业”的分厂。经过这样的磨练，他就变成了一个全面型人才，在车箱厂一干就是3年。

　　然后我们再调他回总厂，协助副厂长管生产。1982年，十堰下大雨，有40个车间进了水，机器被淹。我对王兆国说：这个事，全部交给你负责，力争(还不敢说必须)一周内恢复生产。为了考验他，我们有意识地不帮忙，结果一周后生产全部恢复。所以王兆国算是党委有意识培养的人才。

　　邓小平同志视察后，差不多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来二汽视察过。1982年，薄一波副总理到二汽视察，他说：“湖北有个一二三，一是武钢的1.7米宽幅钢板连轧机；二是二汽；三是葛洲坝水利工程。这三个大工程各有特点，武钢是全部引进；葛洲坝全部自己干；你们二汽是自己干加引进。”

　　他还说：“二汽在深山老林里，这么穷，这么困难，怎么能吸引这么多知识分子呢？看来知识分子不光是要钱，他们更看重的是事业，只要有事干，有前途，有奔头，再苦也能把人才聚集起来。你要是没有事情干，没有前途，钱拉不住他。所以钱有作用，但不是绝对的。”

　　试车场和学校

　　我们在襄樊建造了现在为止东亚最大的汽车道路试验厂。实际上，二汽在十堰开始建设时，规划中就有试车场，当时计划投资六七千万，地点在襄樊东津湾。后来地质调查认为，那里的土质有较厚的膨润土，不适合建试车场。

　　到了1975年，中汽公司决定，试车场项目改由他们直接领导，由二汽代管。由于地质条件不允许，主管负责人就想将建设地点变更到北京、河北、江苏等地，实际上他就是不想在襄樊建。1979年国家压缩基建项目，试车场项目下马。

　　1980年，二汽开始自筹资金滚动发展，有了较大的自主权，便将试车场列入重点发展项目，总厂拿出4400万元资金，地点定在襄樊基地油坊岗附近。1983年10月，我们上报工程任务书，但这里的地质仍然是膨润土。怎么办？正在一筹莫展时，技术中心负责试车场建设的工程师陶天炳向我表态：“二汽建在哪里，我试车场就建在哪里。离开了汽车厂，还建什么试车场？”

　　他请来有经验的设计单位进行勘察，经过90多个钻孔取样分析，油坊岗一带的地质问题并不严重，处理后完全可以解决。陶天炳由于连续奔波，受过伤的腿没有及时治疗，最后落下了终生残疾。

　　试验场立项后，场址定在哪里还得国家计委批准。但项目书报上去后，计委一直没批。陶天炳非常着急，问我有没有办法解决。

　　“计委是哪个主任分管？”我问。

　　“黄毅诚。”他回答。

　　“我们找他去，给他汇报清楚。”

　　于是我就带着陶天炳找到黄毅诚，黄是湖北枣阳人，见到我们，非常客气。我向他汇报了试车场的情况，请他给予支持。

　　他直接表态不同意。“你那个厂正在建设，离正式出车还早着呢，急什么？”

　　听他这么说，我就和他争辩：“试车场和整车厂应该同步建设，如果汽车厂建成了，再来建设试车场，生产出来的车到哪里去做试验？”

　　他仍然摇头，不同意。

　　我很奇怪：“我们是自筹资金，不需要国家拿钱，你为什么不同意？”

　　“不管你是自筹资金，还是国家出钱，我就是不同意。”他说。

　　我有些急了，告诉他：“黄主任，试车场的建设关系到二汽发展的大问题，你现在不批，过两年后，这4400万元恐怕连买地都不够了。”

　　“现在一亩地多少钱？”他问。

　　“6500元。再过两年，起码要翻一倍还不止。

　　谁知他竟然说：“即使这样我还是不同意。”

　　我真生气了。没有原因，又不说道理，还不松口，“这究竟是什么道理？”

　　见我这样，他反倒释然了：“我们摊开说吧，不是我不批，是你那里的地质不行。我是枣阳人，我还不清楚？你那里是膨润土，现在建设，到时候质量不过关，中途退出的话，花的钱更多。”

　　知道原因后，我轻松了：“我是襄樊人，我对那里情况比较了解。”然后我就把设计单位的勘查结果告诉他，并指着陶天炳说：“我专门把工程师带来了，为慎重起见，我们已经钻了90个取样孔，你可以听听他的详细汇报。”

　　“你这家伙怎么不早说？”黄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要真是这样，情况我也不要听了，我马上就批。”

　　试车场项目终于过关。整个车场面积2250亩，我们建了三条特别陡的爬坡线，坡度分别为40%、50%、60%。

　　同时，我们还办起来了大学。最初我们学上海办了“721大学”，主要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但这种培训班式的教育无法满足二汽的长远发展。经过多次讨论，我们决定建设4年制的正规大学。在给湖北省委和机械工业部的报告中，我们给学校取名“十堰汽车工业大学”。机械工业部一位教育司长建议：“十堰的知名度太低，还不如叫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1983年7月的一天，我在美国考察，看到当地一张华侨日报上的消息：“中国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于7月15日正式挂牌成立。”学院建设时，正是二汽自筹资金发展时期，国家不给一分钱，二汽给学校的钱也有限。回来后在党委会上，我一次性批给汽车学院600万元，这笔钱在今天看来只是个小数目，但确实是我们从其他地方挤出来的。

　　这一年，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来二汽考察，在参观汽车工业学院和二汽第一中学时，他感到非常吃惊。座谈会上，他说：“真没想到，你们搞企业的人还这么重视教育。我口袋里还有一个和德国合作的高级技工学校项目，你要不要？”

　　他解释说，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在世界上都很有名，大学生毕业后，还要读两年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动手能力。从德国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的学生，起码都能达到4级以上技工水平。

　　我顿时来了精神：“我们需要大批高级技工。怎么不要呢？当然要！”

　　“项目我可以给你们，但需要你们自己出钱。”他笑着说。

　　“大概多少钱？”我问。

　　“300万元。”黄辛白竖起三个手指头。

　　“300万就300万，我负责不向你要一分钱。你批准，我们马上去办。”我当场承诺。

　　黄辛白很快就把项目批给了我们。从那里出来的毕业生很受二汽欢迎，往往还没毕业就被“定购”了。现在这所高级技工学校已被教育部定为全国技工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遗憾和余热

　　30万辆轻型车项目让我终身遗憾。这个项目我们从1984年开始酝酿。当年9月26日至28日，我们与福特公司副总裁阿尔卡在武汉晴川饭店进行谈判。在这之前的7月，我就从二汽厂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所以二汽的谈判代表是新任厂长陈清泰，我只做“参谋”。

　　这次谈判我们初步达成几点共识：一是最优经济规模30万辆；二是总投资概算45亿元，其中二汽投入30亿元，福特投入15亿元，合资期限25年至30年；三是二汽和福特组成合资企业，相关事宜由双方谈判解决；四是总装、油漆、焊装和冲压设在武汉，发动机、车桥、铸锻件放在襄樊。

　　这个项目我们也没准备向国家要钱。为此，我专门找到中国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请他支持。

　　荣毅仁非常开明，他说：“我早就听说过你黄正夏了。我不光给你贷款，我还准备向二汽投资。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资金你不用考虑。”

　　跟福特的谈判用了两年时间，达成基本意向：双方拟定从5万辆起步，通过滚动发展，逐年增加产量，5年内建成30万辆生产能力。正当双方谈判进入细节，为正式签约做准备时，1986年7月11日，二汽总厂决定30万辆轻型车项目下马。

　　第二天，二汽派两位负责人赶到双方谈判的北京友谊宾馆，通知福特谈判代表团终止谈判。可以说，两年来，福特为这个项目全力投入，仅可行性分析报告就花了300万美元。现在突然中止，而且没有理由，他们觉得难以接受。福特谈判代表阿尔卡当场就流泪了：“真想不到，你们中国这么大的企业，说话不算数，没有商业信誉。”

　　为何终止30万辆轻型车项目，很长时间内都是谜。直到(19)90年代末，我遇到原二汽工厂设计处处长钱芸州，他翻出了当年谈判的详细记录，还与同时参加谈判的副总工程师许润政对照了笔记和日记，才知道一些原因，项目是二汽自己提出下马的。

　　1986年我离开二汽时已经65周岁，湖北省委同志看我身体还不错，就让我到湖北省人大继续干。干了差不多两届吧，1993年我72岁，不能再干。因此，1992年时我就在想，退休以后干什么？我只想为汽车发展做点工作，为东风集团的长远发展做点贡献，就这么个想法。

　　在湖北省人大，我看到汽车的发展方向是电动汽车。2000年12月1日，我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了封信，提出把电动汽车作为发展和改造传统汽车的切入点，希望国家能够推进电动汽车的发展。6天后，总理批示。国家科技部对朱总理的批示非常重视，十五高科技计划将电动汽车列入12个重大专项之一，并首批启动5个整车项目。

　　现在我正在研究生物燃料。生物燃料本来是最清洁很优良的可再生能源，国外利用粮食制造纯酒精，引起“与人争粮”，导致粮价飞涨，遭受谴责是很自然的。我希望的生物燃料要做到五不：不占用粮食；不占用耕地；不破坏山林、草原、湿地、农业；不污染环境，消灭污染；甚至不与土壤争有机肥料。

　　为使酒精制造达到“五不”，最好的途径就是利用微生物自然发酵，挖掘生物质自身的潜能，相互转化，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院经过多年努力，已筛选出一种新菌种，非常有利于生物燃料的生产，我正在积极促进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