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上下下

　　筹备组最开始在武汉利济路的一个澡堂里办公。我到二汽后没多久，刘西尧找到我说：“二汽建设缺少专业干部，为了建设好汽车厂，组织上决定送你去大学学习。”

　　我有些担心：“我就高二水平，课本丢了18年，上大学怎么跟得上？”更重要的是，集中起来的干部都在搞建设，却让我去参加学习，我心里很不安。

　　“你这个人啊，叫你去学就学嘛。”刘西尧安慰我说：“大学一年级就是复习高中课程，你在中学的成绩不错，应该没问题。”

　　刘西尧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我去上大学前，他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二汽)建设不成我们负责，要建设好的话，钥匙交给你，你要是生产不出来，质量不行，那你负责。”

　　1954年9月，我到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汽车及内燃机系报到。开学前，学校进行了一次测验，根据成绩我被安排在普通班，另一个是工农班，入门比普通班低。第一年学基础课，华中工学院院长查千，教育长刘寅专门为我定了25门课程，有的自学，两年半学完。

　　第二年，赶上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所有的汽车专业(除清华大学外)都集中到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后改名为吉林工大，现在的吉林大学)，我在长春念了一年半。1956年8月，组织上安排我参加俄语强化训练，准备到苏联去实习。

　　没多久，二汽可能要下马的消息开始传出。1957年3月消息被证实，我们的出国计划也被取消。二汽下马的真正原因是“反冒进”。我个人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反冒进是对的，但在“反”的项目选择时，要有所区别，不能一概而“反”。

　　第一次下马后，我们千辛万苦聚集起来的干部和技术人员也迅速分散。惟一保留下来的是苏联交给我们的嘎斯2.5吨载货车图纸，我们将它交给了南京汽车厂，这就是后来南京汽车厂生产的跃进牌汽车。我就到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并在那里开始了长达17年的工作。

　　这期间，二汽于1958年第二次上马，但由于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吃饭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问题，1960年二汽再次下马。

　　时间很快就到了1964年，毛主席提出要抓紧三线建设，实际上就是准备打仗。这年，中央在西昌召开关于三线建设的会议，我以国家科委驻西南工作组组长的身份参会。会议为三线建设的川汉铁路走向拿出两种方案：南线方案从武汉到湖南常德到四川酉阳再到重庆；北线方案从武汉到恩施到酉阳再到重庆。最后中央确定了走襄渝线。

　　同年10月，邓小平到攀枝花钢铁基地视察，一机部部长段君毅陪同。段建议说：“搞三线建设不能没有二汽，现在修襄渝铁路，二汽应该摆在襄渝铁路边上。”

　　“对。”邓小平回答说。

　　二汽的厂址正式确定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开始。出于各种原因，各派群众对二汽的厂址提出了不同的反对意见。有的说：哎呀，在深山老林里建不成，还不如打回老家(一汽)去，不建二汽，扩大一汽；有的说：十堰太暴露，还要进山进洞，肯定不行；还有的说：这地方(十堰)不好，还不如去湖北固城建。

　　1967年4月，二汽在十堰炉子沟举行了象征性的开工典礼。大会一开，二汽队伍也就散了。筹备组负责人饶斌等被抓到一汽去批斗。二汽被军代表接管，关于厂址的争议一直没停，直到1968年11月，周总理下命令“不准再争论，二汽就在湖北十堰。”这才一锤定音。

　　二汽军代表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建设二汽，必须要有懂管理懂技术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他们找到一汽军代表：“饶斌是我们二汽的走资派，现在应该由我们二汽的革命群众批斗。”实际上他们是想借机把饶斌“抢”回来。

　　所以说，二汽的大规模建设施工是从1969年9月开始的，1972年走上正轨，1975年开发出第一个车型——2.5吨军用越野车，之后才发展成三个车型10万辆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