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停缓建”

　　现在看来，如果没有1978年这样一个冲锋陷阵，大踏步发展的机遇，二汽也就没有以后的改革。1979年二汽生产汽车14541辆，上交利润5734万元，参加了全国第一批100家“赢利分成”企业改革试点。评比时财政部方面表示：“二汽1978年只交了100多万元，太可怜了，对你们特殊点，多留点吧。”就让我们全额留成，企业一般留5%至10%，我们留22.66%，当年二汽就留利1596万元。

　　1980年我们留利4620万元，到了1985年，我们每年留利近3亿元。由于发展太快，财政部有人提出，二汽近1/4的留利太多了，是不是考虑减少？时任财政部部长的王丙乾说：“二汽这么大个企业要发展，有多少事情要干，应该照顾。再说，财政部定的事情，不要随便变。”

　　1979年上半年，国家财政困难，开始对正在建设的大型企业控制投资。到1979年，国家已先后给二汽投入16.7亿元，而建成10万辆产能需要25个亿，还差8.3亿元。所以国家准备把二汽停缓建，“这样省下来的钱可以救活100多个小厂”。

　　我连写了两次报告。第一次是1979年7月16日，我们提出用“以厂建厂，自滚雪球”的方式来发展二汽，就是赚的钱不上交，供二汽发展，到1987年企业全面建成后再向国家上交利润。

　　报告上去后，财政部根本不理。一位领导说：“为建设二汽，国家投入了十几个亿的资金，现在你们开始赢利了，就不想交利润了，没门！”他加强语气说：“赚一分钱也得上交，此事没商量。”

　　到了下半年，国家调整在建项目的风声更紧了。我们得到确切消息，二汽已被列为调整对象。12月1日，我们上交了第二份报告，希望以“利润分成加贷款”的方式来建设二汽，即国家对二汽的利润对半分成，企业用留下的利润继续建设，不足部分由国家拨款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由企业还本付息。

　　有了前次经验，这次我们先找国家计委、财政部商量。财政部副部长吕培俭表态说：“这个提法我们可以考虑，但先得送李先念副总理审批。”

　　看他们这样说，我觉得二汽有希望了。李先念曾任湖北省委书记，他应该支持二汽的发展。为此，我给李先念写了封信，大意是说我们提出“利润分成加贷款”方案，希望中央不要调整二汽，批准我们继续建设。

　　万万没有想到，大概七八天后，财政部转给我一张李先念亲笔写的便条，把我骂了一顿，全文我可以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他写的是，“黄正夏：你鼓舞个屁。国家财政如此困难，绝不允许你在下面乱开口子。”

　　看到信，我才感到情况严重。我知道李先念的脾气，他用的是湖北红安口语，并不是真正骂人。但这样一来，财政部就不敢批了。

　　这样战战兢兢地到了1980年1月3日，我突然接到二汽副书记刘华斋(原国家计委的副局长)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说，槽糕！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联名正式发出列入“停缓建”企业名录的通知，其中有二汽，你们得想办法啊。

　　我的心都凉了。二汽停下来，3万多职工，2万多台设备的出路在哪里？我马上召集党委常委、副厂长和总会计师一起开会讨论。还能怎么办？一条路，停缓建；一条路，再去争取一下；一条路，想办法自筹资金，一分钱不要，只要政策。

　　要是自筹资金的话，从现在起到1985年还有6年时间，我们将不上交国家的钱捆绑起来用，打破“打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水泥，买水泥的钱不能用来打酱油”的限制，应该可以解决资金问题。

　　这其中涉及到三笔费用。一是折旧费，二汽是新厂，不需要大量更新设备，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资金除每年上交30%外，可以从剩余的70%中拿出60%用于续建，6年下来有2亿元；二是利润留利，1980年可留利3000万元，以后每年递增20%，其中60%用于技术改造、职工奖金和集体福利，拿出40%用于续建，6年下来有1.4亿元；三是设备维修费，可以将2%的固定资产维修费的一半用于续建，6年下来是8500万元。这样算下来，6年可以自筹资金4.5亿元。

　　这个方案得到总会计师邹显信的支持。不料，当邹显信向主管基建财务的副厂长上报时却遭到批评：“黄正夏不懂国家财政制度，你也不懂？这叫胡搞。国家肯定不会批。”

　　邹显信很为难地问我：“怎么办？”

　　我说，我们试试，制度是人定的，只要有合理成分，也不是不能修订，问题在于你是不是想办法去寻找这种合理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