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轿车获得“准生证”

　　1987年6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国务委员邹家华视察一汽，耿昭杰把38张大图表摊在地毯上，汇报一汽发展轿车的构想，再一次表示了挡住进口的决心，在得到肯定的支持后，7月1日，一汽《关于从三万辆先导厂入手 建设十五万辆轿车生产基地的报告》上报国家计委。

　　7月15日，一汽举行解放卡车下线30周年庆典，厂长饶斌特意赶来。会上，他突然激动地讲起了轿车：“我老了，无法投身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三次创业。但是我愿意躺在地上，化作一座桥，让大家踩着我的身躯走过，齐心协力把轿车造出来，实现我们几代人的中国轿车梦。”台下，鸦雀无声，人们在他的眼里看到晶莹的泪花，他哭了，老泪纵横。

　　几天后，他在上海突发心血管病，昏迷多日后去世。饶斌，带走了一个时代。

　　8月12日下午，北戴河，雨后天青。在海滨一座绿荫环绕的别墅里，由副总理姚依林主持，李鹏、张劲夫参加，听取了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理事长陈祖涛关于发展轿车的汇报。

　　副总理李鹏在听完汇报说：我讲两点意见。第一，二汽在车型和发动机档次上与一汽、上海拉开，我原则上同意轿车就上这三家，别再冒出第四家，第五家了。谁也不要再批了，口子要守住，国家把这三个点定下来，不允许哪个厂再新搞组装轿车。第二，配套问题，不能搞大而全。

　　不久前，刚刚由国务院总理委派为汽车发展协调小组负责人的姚依林最后总结：我看轿车定点这个事情可以定下来了，就是上海、一汽、二汽三个点，其它不再搞。一汽的立项正在办文，二汽也可以办了，先立项，就可以迈开第一步了。

　　在北戴河的这座别墅里，作出了中国汽车工业战略性转移的重大决策：轿车工业在千难万难之后，终于获得了“准生证”。

　　在此以前，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已经就建立轿车工业取得共识。国务院的一把手多次安排发展轿车的论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在北戴河也听取了中汽联关于发展轿车的汇报。在经过1986年底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学潮之后，政治上的稳定不容小视。他说，汽车进口问题已经不是方法问题、经济问题了，它涉及到我们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尊严，成了政治问题了。各国都用自己的轿车，包括印度，主要都用国产车。轿车的发展要有战略布局，要有竞争，在竞争的基础上扶植。

　　当听说有人主张，轿车要搞出口车和内销车两个车型的时候，胡启立明智地警告说：如果认为国内销售的车可以降低质量，这样的事情做不得，最后可能会声名狼籍，在国外也倒牌子。国内国外都是顾客，都要高质量。其实事情就怕认真，认真起来，中国是可以作出好东西来的。小平同志最近说得好：质量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素质。

　　事后，国务院办公厅拟定了关于发展轿车生产问题的北戴河会议纪要。纪要的第四条是：“今后轿车生产主要依靠一汽、二汽，此外，上海大众公司首先要把国产化搞上去。在全国范围内不再安排新的轿车生产点。”

　　这个关于中国轿车工业的最初构架，以一汽、二汽两个国有大企业为骨干，以合资的上海大众做补充。这就是历史上中国轿车工业“三大三小”中“三大”的由来。至于“三小”的北京切诺基、天津大发、广州标致则未被提及。也许由于北京和广州项目属中外通婚的混血儿，并且领取过出生证，天津大发已经是早已投产的技术引进项目，后来作为既成事实被主管部门和业界称为“三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