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为什么最早看好中国

　　1982年，为了协调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并逐步形成支柱产业。成立了有行业管理职能的中国汽车工业公司。一机部部长饶斌转任中汽公司董事长。在启动重型车、轻型车、发动机的大布局之后，轿车生产的尝试提上了日程。当时的经济决策部门仍把轿车视为“非生产力”而充满抵触。曾和中汽公司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中汽公司关于引进轿车项目报告最后送到了邓小平的手里，1982年6月，邓小平在中汽的报告上批示：“轿车可以合资”。

　　邓小平以他政治家特有的高瞻远瞩，为中国轿车生产开了绿灯。从当时国内对轿车生产的认识和冷漠看，他的思想超越了20年。

　　面对中国汽车业与世界先进水平几乎半个世纪的差距，饶斌实事求是地提出，搞轿车，我们还是“小学生”，要引进当代先进水平，边干边学。合资的初衷，就是要千难万难地逼出一个世界公认的高水平。

　　作为战略家的哈恩及时捕捉到中国汽车业的变化。哈恩回忆说，我是82年1月份到大众担任董事长的。一到任，就面临两个需要我尽快拍板的项目，一个是西班牙西亚特，一个就是中国上海项目。这两个项目，当时在大众内部都不受欢迎，下面的人建议别干了。于是我决定直接负责这两个项目。我谈了我对中国的想法，当时中国受到了文化大革命很大的破坏，但是另一方面，我也看到，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与以前是不一样的。邓小平是个天才，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够从实事求是，带领国家开始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这样的政策非常正确。特别是在我从1983年起亲自去中国访问以后，直接和中国的领导人面对面地进行交流。我更坚信这点。

　　哈恩说，那时在世界汽车工业界，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日本，只有我相信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看好中国的前景。所以我们在几乎20年的时间里，一直孤独地在中国发展。

　　还有一个让他对中国有信心的重要因素，是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哈恩谈到，中国有近三千年以上的文明史，在十八世纪前是世界上最领先的国家，不仅体现在幅员上、而且还体现在中国人的创造力上。我当时告诉我的同事，这个一个十亿人的国家，在各方面的全面发展是不可抑制的，如果我们不参与合作，中国人的技术发展固然会推迟一些时间，但是早晚他们自己会做出来的。与其这样，不如我们以伙伴的方式，尽快参与他们的发展。

　　一开始，人们对中国能否为即将来临的现代化大批量的汽车生产，创造基本的条件抱有很大的怀疑。大众的合作伙伴——上海汽车拖拉机公司的工厂甚至连民主德国工厂的水平都达不到。但是哈恩认为，这个民族有它的伟大的、也是科学的传统——毕竟他们已经在制造太空火箭了——它已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了，不久肯定会有能力研制和生产具有竞争力的汽车。因此，不去参与这种发展的主意是错误的。

　　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设一个本土汽车公司，及其配套的零配件供应工业，这个理念一开始是大众汽车带来的。此前中国政府只坚持靠出口改善外汇收支状况。大众极力说服中国的主管部门，告诉他们，中国存在一个国内轿车市场，长期下去它将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而且会比大洋对面的美国市场规模更大。哈恩坚信，中国最终将发展为战略上最重要的大众汽车产地，产品会出口到亚太地区，有一天也会出口到美国。

　　自1982年春天起，大众和中方的谈判加快了节奏。中方最终选中了大众帕萨特级别的桑塔纳，当时它是在巴西和欧洲生产的。它车身尺寸中等大小，在今天看来结构简单，作为四门轿车，也适合公务用车和出租车——后来桑塔纳的确成功地替换了中国全部的日本出租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