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作用下的轿车空白

　　自新中国汽车工业建立，就是一个“缺重少轻，轿车几乎是空白”的历史。轿车，尤其是私人轿车，被打上意识形态的标签，成为“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同义语。新中国成立伊始，限制乃至消灭私人轿车就成为一条贯彻始终的既定方针。30年代，上海十里洋场曾是远东轿车保有量最多的城市，有“万国汽车博览会”之称，而经过1957年“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腥风血雨，私人汽车在中国大地荡然无存。除了大城市极少量出租汽车，轿车成为官车的一统天下。那时候，轿车只是高级官员才能享受的特权。从解放初期开始，即使为数不多的官车――旧政权和“官僚资本”留下的美国轿车和苏联、欧洲的进口车，也按照等级，严格实行配给。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1984年以前，县团级干部也只能乘用国产吉普车。

　　单一的公车消费结构使中国轿车的需求受到如此的抑制。80年代中期，中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为0.5辆，比非洲最穷困的埃塞俄亚(千人1.3辆)都不如，在全世界140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

　　至今回顾历史，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没有趁1958年的轿车热，一鼓作气地把轿车工业建立起来呢？

　　答案是，随着大跃进的碰壁，以及急转直下的政治经济形势，几乎在一边倒的态势中扼杀了发展轿车的声音。建立轿车工业的有利时机和中国人擦肩而过。

　　1961年，一场大肆宣扬的天灾，加上极力掩盖的人祸，使饥饿在60年代初夺去了数以千万计中国人的生命。既而，庐山会议，彭德怀因为讲了真话而被罢黜；阶级斗争为纲的提出，人整人，人斗人，又人人自危；和苏共领导公开论战，反修防修，成为人们用以自律的一把尺子；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把千百年间在中国和世界建立起来的人类文明统统视为粪土。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不懂得什么叫“压抑”，那压抑的沉重黑影笼罩着一切，让人们以一种变态的政治狂热，一种整齐划一的声调和语言，表达着一种中世纪式的对神的信仰与忠诚。

　　没有人再提及什么轿车工业，在人们头脑里，轿车与伟大导师提倡的艰苦朴素格格不入，轿车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反修防修的一个话题就是，在修正主义的苏联，人们竟然向往私人轿车。

　　然而，在侥幸中竟有三条轿车的细流在中国大地上得以苟延残喘。它们是一汽的红旗、北京的“东方红”、上海的“凤凰”。十年动乱中，东方红轿车因“反帝反修”的需要，转产军用吉普车；而仿造奔驰190敲打出来的凤凰，迁至市郊的安亭镇后，改名上海牌。上海牌在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中，后来居然也曾有过年产3000辆，每辆赢利5000元的“风光”。然而，由于批量小，家底薄，上海牌轿车在20多年里只作了一次“小改脸”靠仿制起家的车身和发动机一直达不到模仿车型当初的设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