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厂区，轻型车掩盖下的轿车基地

　　80年代，在欧洲人眼里，对于长期在“竹幕”后面的中国，稍有印象的城市当属上海，因为在1949年以前，上海不但是远东最繁华的大都市和金融中心，也是中国的最有实力的制造业基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虽然拉开了中国面纱，相信狼堡大多数决策者当时还不知道在中国的北方有一个一汽，有一个曾经倾全国人力、财力，用了近30年建设的大型汽车基地。

　　1985年9月，大众汽车驻中国的首席代表李文波博士，受邀参加吉林工大举行校庆，并第一次访问了一汽。这位在台湾长大，并在大众国际部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工程师，看到一汽巨大的厂区和技术实力，颇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慨，觉得这才是和大众合作的平台。的确，一汽和狼堡的大众工厂，都是建于五十年代初期，占地规模，厂房风格，甚至一个汽车厂对一个城市的影响力都极其相似。尤其他意外地看到，在工厂西部，“一片296万平方米的空地上，一汽的一班有生产经验的汽车专家们，正在计划建造一座年产30万辆的轿车基地。”他激动地把他的见闻，写成报告送到狼堡。

　　这片空地，当时在一汽称为“二厂区”，一直在一种低调而又紧锣密鼓地建设中。耿昭杰2008年1月对本书作者回忆道，1984年经过“放权”的一汽和二汽作为企业实体，单独制定了各自的发展规划。当时一汽的规划中提出年生产能力20万辆。其中中型卡车10万辆，轻型卡车7万辆，重型卡车1万辆，中高级轿车2万辆。但是这个规划，决策层没有通过，主要是轿车当时还是个禁忌。

　　但是，一汽当时的领导不死心，把规划改为卡车10万辆，轻型车10万辆，把轿车的规划藏在了轻型车的名下。新规划很快获得了批准。

　　1985年6月，耿昭杰接过了一汽厂长的重担。

　　耿昭杰1935年出生在安徽巢湖。1954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来到建设高潮中的一汽，当过设计员、工程师，铸造厂党委书记、汽车研究所所长、直到总厂副厂长。风雨磨练使他成为一个颇具胆识和魄力的企业家。　

　　耿昭杰上任的头件大事，就是在轻型车的掩护下，开始作生产轿车的准备。土地很快就征了下来，足足一万亩，在一望无边的新厂区，开始了“三通一平”的前期工程。这片土地有多大？当年饶斌作一汽第一任厂长，因为一汽的厂区面积几乎和长春的老市区相当，被戏称为“饶半天”；刚刚上任的耿昭杰因为新厂区征地之大，被人戏称为“耿半天”。

　　耿昭杰立刻运筹帷幄，酝酿通过联营，把轻型车生产外移，放到吉林市、哈尔滨等地方企业干，腾出地方搞轿车。

　　耿昭杰回忆当年的情形：饶斌部长来看了以后非常兴奋。其实当时我们只是在一个临时的工棚里画了图，告诉他这里建什么，那里建什么。但铸造厂的厂房已经盖起来了。他说：我们当年干汽车厂的时候，先干的是整车，没有毛坯，拖了我们的后腿，你们现在首先就把铸造厂建立起来了，你们比我们聪明。这个铸造厂的设计是非常先进的，总设计师是竺延风的父亲，他是在清华搞铸造的。竺延风也在那里出名了，干冲天炉。在二厂区还专门搞了一个供热的工厂，保证供热。二厂区无论干轻型车也好，干轿车也好，是一切条件都具备了。

　　1986年9月，二厂区的开工仪式低调举行。

　　耿昭杰说，造轿车，必须有好的发动机，从头干，贻误时机，先引进一个发动机干起来。当时克莱斯勒有一条生产线，是石油危机时克莱斯勒引进的小型车发动机生产线之一，当时已经闲置了。耿昭杰亲自飞到墨西哥，看过这条生产线十分满意。因为它的产品既可以装在轻型卡车上，也能装在轿车上。购买这条年产30万台2.2升萨蒂诺488发动机生产线的谈判1986年开始，次年签约，一汽派出一支精干的团队，很快就把生产线拆装运往国内。

　　当时，克莱斯勒有一条道奇600轿车生产线也正准备淘汰，这款车的心脏正好是488发动机。一汽决定把这条生产线一并买下。当时，以道奇600为基础，一汽开始了又一轮“小红旗”的前期准备。

　　1987年5月，耿昭杰去十堰参加轿车研讨会的途中，到北京向刚刚担任国家机械委主任的邹家华汇报工作。当时恢复红旗轿车生产的呼声日渐高涨。在交谈中，邹家华建议把恢复红旗生产和引进项目结合起来。作耿昭杰心中，一汽从3万辆中高级轿车先导工程起步，再向下大发展，形成15万辆的规模，最终达到30万辆的大思路逐渐清晰。

　　转折点，十堰轿车论证会

　　1987年，由夏入秋，有那么多事关中国轿车业的大事发生。纵横交错，形成中国汽车史的转折点。

　　武当，道家仙山，雄踞九省通衢湖北省中部。5月初夏，全国一批热心汽车事业的经济学家、主管部门的官员、汽车厂的厂长不事声张地汇聚山下的十堰市——一座因当时中国最大的汽车基地——二汽落户而拔地而起的新城。

　　似乎在忌讳什么，在十堰的车城宾馆召开的这次会议，被冠以一个颇具中庸色彩的名称——中国汽车战略研讨会。然而，各路“神仙”带着一种凝重的使命感赶来的时候，心里只装着一个议题：轿车。

　　事后，这次由国务院委托原社科院院长、经济学家马洪主持召开会议被称为“轿车论证会”，它冲破了中国不能发展轿车的神话，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上一座“分水岭”。

　　会前，由31位专家，耗时20个月，为论证会提供了25万字的研究报告；原材料、机械、电子等“上游”产业，燃料、道路、市政等“下游”部门的代表宣读了研究结果；国家经委、计委、科委的官员、理论界权威、汽车界元老、骨干汽车厂的负责人各抒己见；甚至丰田、日产两家汽车公司也应邀分别派出专家组，专程从日本赶来，用“讲了就走”的方式，相互回避地向会议提出咨询报告。

　　尽管人们的思路不尽相同，甚至为了某个论点争得动了感情。但是，结论却惊人的统一：建议当局立即决策，着手建立中国的民族轿车工业。

　　会议在总结性文件中提出，汽车工业的建设重点应当逐步转移到轿车工业和零部件工业上来。没有轿车生产就谈不上完整的、高水平的汽车工业。在中国，汽车工业的产品结构如基本上能适应需求，到2000年，轿车与卡车之比应为4 ：6 。根据预测，2000年国内轿车年需求量按照高、中、低三种方案分别为200万辆、100万辆、60—80万辆。会上多数专家倾向低方案，即到2000年，汽车保有量为1300—1500万辆，汽车年产量为170 —220万辆；轿车保有量为300万辆，轿车年产量70万辆。考虑到国家财力、物力和建设难度，达到低方案的要求也不并容易。

　　由何世耕、向坂正男等36位中日两国专家合作研究写出的《2000年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在总结世界各国汽车工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自主开放型发展道路作了以下设想：

　　——国内市场潜力大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最大有利条件。因此，中国汽车工业不会雷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将是类似美国大国型的发展道路。

　　——为了汽车工业的发展，必须引进技术和资金，这方面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巴西、南朝鲜对外国技术和资金的过度依赖不适用中国。

　　——后起汽车生产国政府通过保护和扶植政策，促进汽车工业的顺利发展，是各国普遍采取的有效办法。

　　——世界各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经验证明，离开竞争机制，汽车工业是无法成为战略产业的，因此，形成竞争环境，是自主开放型发展道路的主要内容之一。

　　根据中日专家的预测，到2000年，中国小轿车保有量中公务和出租车的比重，将由当时的 100%，降低到2000年的47%至57%。即2000年以前，公务和出租车是第一位的，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这一需求就会趋于饱和，而国内的主导市场将转移到私人用车方面来。

　　应当指出，这次会议的主流见解在旧有观念的影响下认为，发展轿车工业，应该面向公务和出租车，私人轿车在2010年以前不予考虑。因此，中日专家合作报告预测中特立独行地提到90年代应该启动的私人轿车，颇有超前意识和后来被历史证明的远见。

　　这次关于轿车的论证会，尽管专家云集，但是一汽、二汽的两位“小字辈”厂长却成为引人注目的明星人物。一汽的耿昭杰和二汽的陈清泰当时都在五十岁上下，从基层工作做起，刚刚以优秀中青年干部的身份，被选拔到这两个中国最大卡车工厂的厂长交椅上。他们都对汽车工业再上一个台阶，报有一种急切而谨慎的使命感。

　　本书作者当时在会上与耿厂长交谈。发现他在中国总是千变万化的经济形势中，极为善于把握时机。当时，在国家的批准下，一汽已经准备引进一条美国克莱斯勒2.2升488发动机的生产线，用于发展轻型卡车。他向作者透露，全世界没有“靠一条腿走路”的汽车大公司。拿不到轿车项目，工厂就没有出路。

　　精明的耿昭杰想以488发动机项目为开端，再花很少的钱，引进一条克莱斯勒公司旧的道奇600轿车生产线，生产新一代“小红旗”；然后是在克莱斯勒C系列高级轿车的基础上，完成对“大红旗”轿车的改造。

　　他把一汽设计的新车外型图拿给我看，告诉我，道奇车的大部分模具都能用，只需前脸和后尾稍作改动。这样作，投入少，出车快，能以最快速度拿出替代进口的公务用高级轿车。一汽与克莱斯勒购买道奇600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当建立中国轿车工业的前提已成定论的时候，依托力量的抉择，就成为企业关注的实质性焦点。一些综合部门提出，建立轿车工业要实行全国统一规划，以国家投资为主体，聚全国力量集中建设一个新厂——第三汽车制造厂，专门生产轿车，以后，过上三五年，再建一个新厂；而作为一汽和二汽厂长的耿昭杰和陈清泰则主张依托现有大集团发展轿车。

　　他们提醒与会代表，建立轿车工业，需要大量资金。筹措资金，走“国家出钱，企业建设”的老路，一声令下，全国无条件支援一汽、二汽的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在新形势下，改革投资体制，由企业集团在国家和金融部门支持下，变国家“给投资”为“给政策”，采取留利积累、集股和借贷的方法筹资，并作为经营主体发展轿车工业不啻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按照世界普遍的规律，轿车厂经济规模的起点是年产30万辆。会上，有人甚至提出60万辆的规模，认为这是规模效益比较显著的批量。

　　耿昭杰对此另有见地：他说，经济规模与起步规模不是一个概念，企业要达到经济规模可以一步达到，也可以分几步走。在中国资金不很充足的条件下，轿车工业要快上，最好一次规划分期实施。起步规模小一些为宜。它可以减少投资风险，提高资金利润率，投入少，产出快，建设速度高，比较符合中国国情。

　　研讨会的成果，由马洪签署，作为国务院政策咨询协调小组的建议，上报国务院和最高决策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