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英
有意思的是，北京“治堵”六大手段中没有收取“拥堵费”这一条，但一句“研究重点拥堵路段或区域交通拥堵收费，择机实施”，让舆论关注重点都放在了“拥堵费”上面。而且，网友几乎是“一边倒”反对收取“拥堵费”。其实，反对“拥堵费”不仅是在北京，2006年杭州调研收取“拥堵费”就招来一片反对声，最后不了了之；再如，广州市政协委员拟提案征收 “拥堵费”，引来的也是反对声浪。
而据相关报道，1996年底韩国首都就已征收“交通拥挤费”，汽车通行量减少了9%，其中小轿车减少了53%，通行速度提高了一倍；另外，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英国伦敦等城市以及新加坡等国家已经通过征收拥堵费缓解了交通紧张情况。被实践证明可行的收取“拥堵费”，为何在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公众反对，甚至是专家公众齐声反对呢？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随着中国进入汽车社会，汽车已经进入平常家庭，当收取“拥堵费”触及汽车一族的利益时，反对的声浪必然不低。汽车总量已经进入汽车社会了，但人的意识还没有进入汽车社会，没有意识到占用有限的公共资源就要付出一定成本。很多人也没有意识到，交通拥堵不仅降低了个人事务的效率，同时也降低了公共事务的效率。
当然，反对收取“拥堵费”也有部分非汽车族人士，他们反对的理由，与反对政府在其他方面收费或增加收费、增税或新设立税种的理由差不多，即税费负担过重，而税费支出却不太透明，公款浪费随处可见。更重要的是，忧虑收取“拥堵费”之后，拥堵情况不见好转，反而出现更多乱花钱的现象。据说，伦敦市民抵制“拥堵费”的原因是，“拥堵费”部分被挪作他用，成为了交通部门的“红包”。还有，普遍反对的一个理由是，公车数量依然不少。
从深层次来解读，我以为，公众反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原因是交通拥堵是很多细节造成的。例如，道路设计、道路施工、交通管制等问题，是交通拥堵不可忽视的原因，但在多次“治堵”行动中不见改善。以笔者经常通过的北京朝阳路为例，修修停停持续了好几年不见完工。再如，很多路段三天两头“开膛破肚”，也给交通添了不少堵。
另一个原因是城市功能定位和城市各区域功能定位存在不少问题。还以北京为例，北京过去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种定位本身就把很多社会资源、公共资源汇聚在北京，而近年来北京又宣称要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而且“中关村”这个中国IT中心也在北京，加上医疗等各种资源北京有很大优势，似乎拥堵才正常，不拥堵才不正常。而且，北京各区县定位仔细观察也相当杂乱，互相有交叉。可以说，城市功能定位才是交通拥堵的“牛鼻子”，但没有被抓住，网友自然要反对收费“治堵”了。
此外，北京“治堵”方案中，完善规划、疏解中心城功能和人口等措施能否落实还是问号，因为很多公共资源是不好移动的，也不是一年半载能实现的。当“治堵”抓不住“牛鼻子”、收费“治堵”效果存疑等问题存在时，反对收取“拥堵费”就变成了许多公众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