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刻意淡忘的厦门汽车创始人

　　一盘气象万千的厦门汽车工业棋局，因他的猝然解职戛然而止。多年以后，《汽车商业评论》在厦门邀请76岁的黄培予口述其跌宕曲折的历史

　　口述  黄培予    整理 

　　汽车商业评论记者  葛帮宁

　　编者按

　　2008年年中，我慕名前往苏州拜访将大金龙带到客车业颠峰的传奇性人物庹新永，彼时我已多次听过业界对他的刻画。那次见面时间很短，他带我参观其执掌下的苏州益高工厂，对我提出的口述历史采访要求，礼貌而坚决地给予回绝。

　　几个月后，我们再次见面，也许是被我的诚意打动，这次他敞开心扉，给我讲了一个故事：2008年春节前夕，苏州最冷的时节，凌晨四五点钟，他驾车到苏州高速路边上，在凛冽寒风中等候一个人。这个人乘坐一辆半旧的汽车，从厦门出发，经过两天两夜的行驶，已接近苏州路段。

　　大概半小时后，终于等来了他要见的人。这是相隔十多年后，两个男人之间的再度握手。天还未亮，庹带他去看益高工厂。刚进大门，就听到一阵热烈的掌声传来，所有的益高员工聚在一起，排队迎接他的到来，公司大门悬挂的横幅上，“热烈欢迎厦门汽车创始人莅临指导”字样赫然在目。

　　他们所共同经历的那段燃情岁月，他们所演绎的那段英雄路短的怅然，他们所牵扯出的厦门汽车史上的那段梦魇，他们如江湖豪杰般时隐时现的那段起落变故——这对于《汽车商业评论》“口述历史”栏目，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实际上我并没有做什么，你要听大金龙的故事，应该去找他，他叫黄培予，他才是大金龙真正的创始人，也是厦门汽车的创始人。”庹新永满面肃容地对我说。黄正是他在风中等待之人。

　　黄培予这个名字，如今在厦门汽车工业史上再难觅影踪。但他曾经与厦门汽车如此紧密相连，甚至是厦门汽车史上难以绕过的一个名字。他在厦门湖里经济特区白手起家，创造了厦门汽车工业史；他一手组建了大金龙、金龙车身和小金龙，并赋予其经济特区的灵活机制；他殚心竭虑积极策划牵手德国大众和台湾裕隆，万事具备，却欠东风。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大气候下，他受益于体制，最终又被体制所羁绊。特定的历史阶段，铸就了他奇特的人生结局。一盘气象万千的厦门汽车棋局，因他的猝然解职戛然而止。

　　是非成败转头空。几经辗转，2009年，我在厦门见到这位保外就医的76岁老者。世事沉浮，满目疮痍，但他依然乐观、豁达、睿智而谦和，使人无法与其坎坷遭遇联系起来。当天，我们品着铁观音，从清晨到日落，在他点燃的袅绕的烟雾中，我听到了一个跌宕而又悲怆的故事。

　　《汽车商业评论》部分记录在此，希望能够还原一段中国客车业的真实的传奇历史。

　　我这辈子经历过很多事情。1933年我出生，正赶上大时代的大变动，从抗战，到解放，再到建国，我是经历者和见证者。

　　我出生在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出生在成都新繁县(现在的新繁区)的一个大地主家，大概14、15岁时，家里让他成亲，他便逃婚去了北平。身上没钱，他就考取了清华学堂，当时清华还不叫大学，属于庚子赔款修建的学校，不但免费，还有生活费。

　　父亲从清华毕业后，公费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学建筑工程专业。他可能是最早一批去这个学院的中国人。父亲很有爱国情操，无法忍受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歧视，毕业时就选择回国，到浙江大学土木系执教。此期间，他协助茅以升建造了钱塘江大桥。茅以升有三个助手，我父亲便是其中之一，名叫黄中。因此，我相当于出生在杭州。

　　我母亲是苏州人，是大家闺秀，学音乐出身。我母亲的弟弟(我的舅舅)在哈佛大学念书，那时中国留学生之间经常有聚会，舅舅和父亲认识后，关系不错，他便极力撮合父亲和母亲走到一起。

　　我4岁时，抗战爆发。1937年8月13日，日本人在杭州湾登陆，浙江大学解体，一部分人去了西南联大。我弟弟刚出生，父亲因受家庭拖累，便携家逃到上海租界避难，所以我也算是上海人。

　　刚安定下来，父亲不幸长了脑瘤，查出来是良性，又九死一生去北京协和医院动手术。大概1940、1941年，父亲单独一人去了厦门大学。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萨本栋跟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萨是中国非常有名的知识分子。

　　这时厦门已被日本人占领，厦门大学内迁到闽粤赣交界的山城长汀，部分图书、仪器设备暂存在鼓浪屿、漳州和龙岩等处。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从上海出发，穿过封锁线，历尽艰辛，才到了长汀。我在这里念完小学，度过了少年时光。

　　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厦门大学又从长汀搬回厦门，我们回到厦门。我进了厦门双十中学，这个学校现在还有，是爱国华侨马侨儒等人创办的。其实我不喜欢理工，我喜欢文学。解放前就看过很多书，像能看到的苏联小说，我基本上都读过。此外，我有个同学，他追求进步，有时就给我看些进步书籍——当时地下党支持的进步刊物，如《观察》、《大众哲学》等。

　　回厦门

　　一个49岁的转业军人，回来是很茫然的，因为一辈子在军队，突然回到南方，尽管在这里成长，但已隔30年，物是人非，十分陌生，样样都得从头做起。

　　1949年10月中国解放后，我就没心思读书了。尽管我成绩不错，但我坚持要去参军。正好是抗美援朝，所谓10万学生参军，我也在那股大潮里。但我走得较晚，大部分学生1950年走的，我是1951年，还在念高三。那段时间国民党经常轰炸厦门，金门很紧张，厦门大学不能正常上课，临时安排了部分学生在龙岩上课，大概有半年时间。我趁父亲去龙岩上课时偷偷跑去参军。

　　父亲对我简直是失望至极。在他看来，无论如何，我都应该子承父业。我母亲一直重病，父亲做完手术后，眼睛又失明，弟弟还小，整个家庭都指望我。但在那种热潮下，青年学生们都极度亢奋，都去扭秧歌、演戏、演话剧等，真正能静下来读书的没几个。

　　参军后，我被分到六军(全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第六军)，军长是罗元发，福建人。他说需要一批学生兵做文化教员，这样，我们大部分人去了新疆。六军属二兵团，是个老部队，是由保卫延安的教导旅和新四旅合编而成，司令员兼政委是王震。王震当时带了两个军，解放新疆和驻守新疆，一个在南疆，一个在北疆。北疆的就是六军，过去就是彭德怀领导下的六纵队，擅长打仗。

　　我整个人生观发生了彻底变化。以前我是个知识分子，有点小资产阶级情结。而六军里很多都是从陕北下来的原38师的老红军，连军长的马夫也是老红军，资格非常老。在这种环境里成长，我接受到不同教育。这就带出了很多故事。有段时间，我被抽调去写军史，大概写了一年，对长征、抗战、八路军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有些了解。

　　我在新疆待的时间不长。1952年中央军委要在陆军基础上组建空军，我所在的六军被成建制地调往兰州，成立了西北军区空军，后改名为兰州军区空军。原来六军政治部变成西北军区空军政治部。我原来在政治部，被留在空军机关里。我猜，原因可能是我文化程度较高，当时全军里高中毕业的只有三五个人。

　　兰州军区学员被送到东北航空学校进修，学员分三种：空勤(驾驶员)、地勤和参谋。我被分到参谋里，但我喜欢空勤，可惜资格不够：一是身体不够格，我特别瘦，不到100斤，简直是文弱书生一个；二是政治不够格。

　　我对航空一窍不通，就从最基础的学起。可挑的专业很多，有飞机发动机、特种设备、雷达、电器、军械等七八个。我学的是发动机和飞机，在东北学了两年，总算搞明白了飞机、发动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这跟我后来所在的汽车专业有点联系。

　　这期间运动一个接一个，地方有肃反运动，部队有审干运动，还有三反五反运动等。我父亲虽然是知识分子，但要追根溯源，他出生在地主家庭；母亲要追根溯源，我外公曾在上海嘉定开过小毛巾厂，也有地主资本家背景。这还不打紧，最严重的是，我的姨父、舅父等，都曾任国民党高官，而且在美国，我也因此受到牵连。

　　空军领导机关设有司令部、政治部、训练部、工程部和后勤部5个大部。回来后我被分到空军特有的工程部，对飞机进行维护、修理、检查和安全技术保障。

　　1961年，经部队同意，我报考了军事院校，考上了哈军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但因政审不过关，没去成。我有些生气，也为了赌口气，就去买了一套莫斯科航空学院的教材，花了3年时间来自学。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学进去后，慢慢就有了兴趣，就能钻进去。我后来在飞机发动机方面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总结过经验，发表过文章。比如，西藏叛乱时给空军提出的考验就很严重——为高原机场做技术保障，当时全世界都没有4000公尺以上的机场，因此没有任何借鉴经验。

　　西藏空气稀薄，升力不够，发动机功率降低，因此飞机起飞滑跑距离要拉长很多。针对这种问题，我主持编写了一套《西线作战机务保障经验》丛书，这套书我没有保存。应该说，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就是从最早进去的这批青年开始。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都在做技术保障工作。这是我青年时期的前半段生活。这段故事没有多少起伏，可谓波澜不惊。

　　文革时我很侥幸，没受到多大折磨，但也是半学习半批斗，搞了很长时间才过关。也算机缘巧合，陕西地区由三军(陆军21军，兰州军区空军、总后和陕西省省军区)组成的支左委员会，兰州军区空军的代表是副司令方升普，是个很有名的战将，跟皮定钧一起被喻为“皮方”。方升普带了几个干部参加支左委员会，我算一个。

　　一支就是10年。那时叫群众运动，分为两派，文革乱就乱在1967年～1969年这3年，还有武斗，我们去安定，做群众工作，促成两派的联合。最后成立陕西省革委会，进行三结合，即老干部、支左解放军和群众带头人结合起来。1969年～1976年我被留在政府工作，后来到了省委和省政府办公室，接触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粉碎四人帮后，问题又来了。支左委员会里的一个主要成员——21军军长胡伟，这个人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他被认定为四人帮的线，尽管最后也没定性，此事不了了之，但整个支左干部都受到影响。

　　我当时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省办公厅主任，我没有以权谋私，也没有整过任何一个老干部，而是力所能及地挽救他们。我还没脱军装，干脆就回到兰州军区，脱了军装的军人则留在地方上。这时我渐渐有些醒悟，便向空军申请回家。经过争取，1982年我转业回家。

　　此时我父母都已去世，父亲1956年离世，母亲是1961年。我回到厦门时，已经49岁。我最有作为、精力最旺盛的这段时间，被文革耽误了。应该说，一个49岁的转业军人，回来是很茫然的，因为一辈子在军队，而且在大西北，突然回到南方，尽管在这里成长，但已隔30年，物是人非，十分陌生，样样都得从头做起。

　　好在我身体不错，倒也不觉得老气横秋。并且回到青年时代的家乡，也有些兴奋。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大潮，经中央批准，厦门正在筹备成立经济特区。经济特区这个概念1980年就提出来了，深圳走得比较快，是第一个经济特区。

　　打开一扇窗

　　人生就是这样，每每接触到新鲜事物，总会很振奋，很刺激。我后面做的事情，包括厦门汽车工业，都跟这段经历有关。

　　福建晚了两年。我回来时，特区管委正在筹备中。在当时，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特区是怎么回事，感觉前途渺茫。然后又听说，特区设在湖里。那时湖里还只是一个小村庄，一片滩涂地，荒芜人烟。关于特区的传言也很多，还说要用铁丝网围起来，以后也不能出去等。

　　他们来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意去哪里。分到哪里？我觉得无所谓，我喜欢接受挑战，新东西也愿意尝试，所以去了厦门特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管委会起初只有20～30个人，第一任负责人是原福建省副省长，我是秘书科科长，给管委会几个领导做大秘书。

　　1981年10月15日，厦门经济特区在湖里破土动工，把小山包炸掉，把荒滩填平。经济特区由谷牧同志挂帅。由于我经常去参加特区工作会议，有幸了解到特区的运作和发展过程。但由于管委会跟市政府平行，谁也不能制约谁，因此中央很快就决定，厦门特区管委会跟市政府合并。

　　这时我就想换种生活和环境，就要求去基层，去企业。上面批准了我的申请，派我去筹建厦门经济特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发公司)。

　　联发公司实际上就是厦门版的蛇口。深圳特区最早开发的蛇口工业区，袁庚任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在特区工作会议上，我有幸多次听过谷牧同志讲话，跟袁庚、任仲夷和吴南生等同志见过面。处在第一线的是吴南生，他负责筹办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兼任省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深圳市市长。

　　深圳走得早，走得快，就产生了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袁庚承受了很大压力。由于蛇口工业区没钱，便由招商局出钱，蛇口出地，成立一个合资型开发公司来开发蛇口，当时这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厦门特区去深圳学习这种模式，回来后便找到香港中银集团，这是香港中资四大老牌天王之一(分别是中银集团、华润集团、招商局、中国旅行社)。中银集团有中资银行13家，以中国银行为首。1983年9月2日，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公司、中国银行总行信托咨询公司和5家港澳银行(香港集友银行、香港华侨商业银行、香港南洋商业银行、香港宝生银行、澳门南通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合资设立联发公司。

　　联发公司是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2.5亿元，三方股权比例为：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公司51%；中国银行总行信托咨询公司34%；5家港澳银行15%。联发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都由特区领导兼任，我在公司操办日常工作，并负责招商引资。

　　一开始，湖里经济特区是边建设，边招商引资。但毕竟是改革开放初期，招商有困难，外资对中国的认识不全面，都是带点风险，试一试的态度进来。因此，湖里特区在外引内联中，外引倒没有太大太多项目，反倒是内联了一些项目。

　　所谓内联，就是让国内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跟联发公司合资，组成中外合资企业，到厦门湖里生产。这样一来，企业就变活了。举个例子，电子工业部本来是在江西的厂，引入厦门后，联发公司占50%，它占50%，但联发公司有一半外资背景，所以合资公司里就有25%的外资成份。只要够25%，就可定性为中外合资企业，享受中外合资企业优惠政策。有些企业做得很成功，如厦门宏发电声公司、华联电子公司等，成立初期我也在里面挂过职。

　　在管委会的两三年，我主要是学习。以前不懂经济工作，英语也很生疏。现在从事这项工作，如果没法和外商接触，人家就会看不起你。还有《经济法》、《合同法》，如果你自己都不懂，你怎么跟人家谈合作，怎么签合同？

　　另外，你还要研究怎么赚钱，这很现实。在特区跟在内地最大的区别，就是市场经济开始进入脑海，你要考虑怎么生存，如何获取利润，如何发展等问题。随着联发公司一步步做大，一些政府干部进入后，我开始萌生去意。

　　我过去是个单纯学生，有革命热情，做了革命军人，忠诚党的事业。在陕西省办公厅，开始接触社会现实。我曾在陕西和江苏搞过一段政策调研，写过供省委参考的材料。我发现，粉碎四人帮后，国民经济尚在恢复中，但国营企业基本上都瘫痪了。它们受政治运动冲击较大，工资发不出来，工人们生活没保障，生产也上不去。

　　但街道工业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当时还不允许搞私营，只能是小集体，比如把一些焊锅的、敲洋铁皮的组织起来加工五金，做水桶和水壶等；或者一批补鞋的、修鞋的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生产皮鞋的小工厂等。

　　大概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这样的小企业每年成倍往上涨。换句话说，你只要承认了它的市场地位，或者半承认都行，只要不封杀，它就有无穷的生命力。农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生产积极性马上就起来了。江苏也一样，尤其是常州、无锡等地的纺织工业，就是放松了管制。放得最松的地方，如温州，福建的晋江和泉州等，也都发展起来。

　　之后在招商引资时，通过跟外商们的接触，我也了解到西方国家的真实情况，他们并非完全腐朽没落，也不是一塌涂地。他们的科技，市场经济，经济组织和经济运行都很不错。我自己有很深的体会，与西安相比，厦门很开放，尽管还比不上广东，但比内地强多了。何况现在还有特区政策，政府鼓励开放市场，即使稍微出点轨，也情有可原，毕竟是试点嘛。

　　所以这时候，我思想就打开了一扇窗户。这样一个学习过程，我蛮有兴趣。人生就是这样，每每接触到新鲜事物，总会很振奋，很刺激。我后面做的事情，包括厦门汽车工业，都跟这段经历有关。

　　我们要有担当

　　直到现在，我还认为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像投机商一样，说变就变，否则别人怎么承认你的市场地位，对不对？

　　我怎么跟汽车挂上钩的？这段历史我稍微补充一下。也算巧合吧，1983年我还在特区管委会，二汽负责人黄正夏他们急着要去欧洲，跟雷诺和福特英国公司谈判。

　　原来我并不认识黄，经CMEC(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的一个朋友介绍后认识，此人跟二汽很熟。他对我说，二汽想上一个项目，急着要去欧洲。但如果按照正常程序报批，没有一年，至少也要等半年，会耽误事情，你有没有好办法？

　　我当时主要就管这些事，签证也由我管。于是，我便以厦门经济特区名义组团，将黄正夏他们纳入团里。程序很快，大概几个星期就搞定了。由黄正夏带队，二汽去了李惠民、蔡世凎、李良伯等6人；我带了个管委会的同事同行。

　　出国考察20多天，主要是到法国跟雷诺谈，到伦敦跟福特英国公司谈。黄正夏当时想上30万辆轻型车项目，后来这个项目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我印象深刻的是，雷诺汽车公司自大得不得了，它当时是欧洲最大的汽车公司，比大众、欧宝等其他几个汽车公司规模都大，但是它也深陷国企的通病，效率低，市场反应慢，而且官僚主义严重。后来果然难以为继，经过国会反复讨论，雷诺汽车改制变成股份制，这才持续发展。

　　这次考察，我对黄正夏的印象非常好。无论是个人能力、思想境界，还是做人的操守方面，他都让人敬佩。黄有思想，有理想，为人低调，不张扬，可惜壮志未酬。

　　1984年我到丰田公司去，一个大背景是当时汽车走私严重。受日本邀请，我跟厦门一位副市长去日本考察，我们什么都看，看过松下电器，也看过丰田汽车，对丰田汽车有些印象，我感觉丰田汽车能在中国卖好。

　　其实我并不赞成走私这种做法。我想，我们何不尝试一下SKD或者CKD？征得领导同意后，我带了一个团专门去丰田汽车考察，看是否能做成这件事。出国时，我还借用了二汽的两个人(老蔡和老李，上次同去欧洲)同行。黄正夏和李惠民同志都很支持。

　　我们看中了丰田汽车当时卖得较好的双排座卡车DNAY，这车在1980年代相当流行，既可以坐人，也可以拉货。车型确定后，湖里工业区里有的是厂房，我就利用了两个厂房，在里面把组装线建起来。

　　日本人起初老大不理解。他问，你这是干嘛？我直接卖给你，不就行了？

　　我说，不行。我要SKD，然后CKD。

　　日方解释说，我们以前没在海外这样组装过。我必须先组装成整车，然后再去分拆，而不是在零部件环节就分类拆装，后者我们还做不到。这样，又费劳工，又费木料(装箱时需要很多集装箱)，包装费也很贵，因此要增加成本，甚至比出口整车还贵。

　　他说得很有道理。但我仍然坚持说，你要支持我们，你要看到将来的发展。我想的是先从组装起步，将来过渡到做汽车。跟外国人谈判，我不怯场，我据理力争。他们竟然被我说服到同意为止。由于比整车更费功夫，丰田汽车本来要加很多钱，最后我将组装车总量谈到2000辆，这样跟整车出口的价格基本持平。

　　这笔钱，是我们向中国银行总行借来的。其实要算经济账，我觉得有钱可赚，一辆车6000美金，在湖里组装完成，经过测试后，市场价可卖到6万～11万(元)，当时汇率多少？才3点多，再加上运费关税等，即使只卖6万元，差不多也翻倍了。如果卖到11万元，翻两倍都不止，那就赚大钱了。

　　1983年时厦门根本没有汽车工业，甚至机械工业都不多。我把厦门市惟一的一个汽车修理厂(位于文灶口)的技术骨干，如厂长、工程师等，再加上100个工人，一起集中到湖里工业区，在惟一的一条组装线上组装丰田汽车，日本工程师做现场指导。

　　丰田汽车对工人要求严格，我们的工程师和工人都被派到日本学习3个月。由于我们是按照丰田技术标准组装汽车，得到国家认可，交通部门也能上牌。通关时，海关按照零部件征税，跟按整车征税有很大差别。

　　做起来后，没过多久就倒了大霉。这跟海南汽车走私案有关，当时福州也有大量走私汽车，有的还跟海关串通起来，进关时先把四个轮子拆下来，进关后再装上，蒙混过关。

　　海南汽车走私案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并成立了专案调查组，所有进口车全部冻结。这样，政府和公司内部对我的意见可就大了。“黄培予，你搞这个事情，人家进来后，马上就卖了，你非要弄个SKD、CKD来折腾。好，现在赶上中央下文，进口车不准卖！看你怎么办？”

　　实际上这笔买卖最终也没赔，只是积压了一年。组装后卖不了，只能封存。但又没仓库放，只能停在操场上、马路上，拿个毡布盖上。那时候，一到湖里特区，看到的全是这种汽车，蔚为壮观。一年后政策解冻，我已离开联发公司，自己做生意去了。

　　这里还有段插曲。我们刚跟丰田汽车签完合同，但还没进口时，就听到风声说，中央要严查走私汽车。有些人还赶上个尾巴，(汽车)一进来就赶快卖掉，而我们这里，进来后要开箱，上生产线，再组装，周期起码要两三个月。

　　一听到风声，全国基本上都终止了进口汽车合同，原因是不可抗力——政策导致，不可更改。当时国内跟丰田汽车签订合同的企业有上百家，有的订了几十辆，100～200辆就到顶了，全都终止了。我们是最大的一单，究竟还要不要搞？要不要通知丰田汽车终止合同？我们在领导层也讨论过。多数同志主张终止，但我认为，冻结是暂时的，而且没有风险，即使放一年也没关系。

　　特别是，我们是特区，是一个带有示范、典型意义的地区，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现在还在大力招商引资，如果就这样终止合同，把政府的政策改变说成是不可抗力，对厦门特区的后续发展不利，国际上也没有这种先例和说法。

　　我感觉，我们要树立形象，履行合同，我们要有担当。尽管国内政策有调整，但我们愿意承担，不能因此就把球踢到外面去，万一有什么事情，我愿意承担责任，最终说服了其他领导。

　　这段插曲，我认为很重要。直到现在，我还认为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像投机商一样，说变就变，否则别人怎么承认你的市场地位，对不对？不过，那时我没想这么远，只是觉得对公司影响不好。

　　从那以后，丰田汽车对联发公司，甚至对我个人，都有很深的印象。他们说，全国的合同都没了，最大的合同厦门还坚持。所以，丰田汽车跟我一直保持关系，并给我开特别的绿灯。我去过丰田汽车4～5次，每次去，接待我的规格都很高，丰田汽车社长一定亲自出面。

　　不但如此，丰田汽车还专门在厦门成立了一个办事处。丰田汽车在中国的办事处没几家，一般大项目才设，它在厦门什么项目都没有，就成立了一个办事处，完全是为了我们。

　　救命稻草

　　万没想到，还不到两周，他就打电话通知会计，说(渣打银行)总部已经批准了130万美金的贷款。事情就这么凑巧。如果没有这笔钱，我们连锅都揭不开。

　　后来厦门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能赚钱，与此也有关系。丰田汽车的零部件供应分很多级别，它按照最高级别供应我们。那时国内丰田汽车很多，丰田汽车零部件生意很好做，也很紧俏。我们拿到的价格低，很好赚钱，退一步讲，即使是进来后再转给别人，也能赚钱。

　　这就是我跟汽车渊源的开始，谈不上喜不喜欢。当时在特区，各种各样的企业都需要，招商引资时，我接触过很多项目，引进成功的将近20个，有酒店、工厂、工业、旅游、运输公司，什么都搞，这是前因。

　　1985、1986年我正式离开联发公司，然后自筹资金，成立厦门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这个公司是做贸易的，我也想学学怎么做生意。同时，我还有个官办公司，有个官办头衔，厦门市政府让我组建外商投资服务公司，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外商投资服务公司是中央下发文件，要求每个特区成立一个服务公司，专门负责招商引资和接待外商，包括外商的接洽谈判，生活安排，项目谈成后及时跟进，帮助解决办手续、租厂房、进设备等一系列问题。

　　为什么做进出口公司？市政府只给了我一块牌子，让我成立公司，但没给钱，一分钱的拨款都没有。做事情需要人，人要付工资，所以，我就自己再注册了个进出口公司，这边做生意来养那边。

　　但当时我并没有概念，不管是不是政府出钱，公司性质有什么区别，总觉得公家的人公家的事，赚了钱，也是公家的。而且也没有投资概念，就是找找熟人，“你那里的空库房借我用用”；“哎，你那个办公室借我暂时办办公”……进出口公司做汽车零部件进口，起步很快，几单生意一做，马上就有资金，两三年工夫就赚了几千万元，有职工20～30人，最多时也没超过50人。

　　过渡了一段时间后，1988年厦门市委领导找我谈说。他说，你不要搞这些了，你来组建一个汽车工业公司吧。

　　那时我认为，做汽车比做电子或其他项目，我更熟悉。我原来在空军学过的东西，多少也跟汽车沾点关系。

　　为什么要搞汽车？我问。

　　领导说，现在二汽拿到一个30万辆轿车项目，正在定点，全国各地都跑去找二汽。成立汽车工业公司的目的，就是看30万辆能不能割一块，比如5万辆放到厦门。他还说，厦门发展没有支柱产业，汽车将来有后劲，并且这是市委、市政府办公会反复研究决定的。对厦门来说，这是个机会。

　　我当时也不知深浅，就答应了。

　　1988年6月厦门市政府正式下文，厦门汽车工业公司筹备处成立，以后筹备处三个字去掉。筹备处成立后我就开始跑二汽，从厦门到十堰，路很不好走，先转车到武汉，再倒车去十堰。这条路，我跑了近十趟，其中带市长们(市长加副市长共6人)就去过不下6次，几乎每位市领导都去过，也几乎把二汽的门都踏破了。

　　去过几次后，我就知道，这件事根本不可能。首先，湖北省不会把30万辆放掉。不是说过吗，你吃的湖北的粮，喝的湖北的水，湖北把你二汽养大，你怎么可以忘恩负义？其次，当时去求二汽的人特别多，而且一般都是省委书记、省长亲自带头登门，甚至有的还打着中央某个副总理的旗号去。跟他们比起来，我们厦门算什么？我黄培予算什么？

　　但厦门市却一直催促我，让我再去努努力。到了1989年底，二汽轿车项目定点在武汉。(厦门)市里知道没希望了，就正式通知我，要把汽车项目取消。

　　这个项目本来是作为支柱产业立项，经过工商行政注册的。当时对注册资本这些也没具体要求，市里说可以注册，我们就注册了。而且我们的确也没资本，就在松柏水泥厂旁边的小旅馆里租了几间房子，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办公。小旅馆是水泥管厂的副业，大概5～6层高，叫金岛酒店。

　　项目要下马，我有些为难。为什么？我已经从内地招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他们都携家带口，冲着厦门特区这块牌子而来，甚至连个特区户口都没有，非常不容易。我怎么忍心再把他们退回去？

　　我对市领导说，我个人无所谓，还可以去干点别的，但公司里这十几号人怎么办？因此，我不同意注销公司。

　　在我的坚持下，公司没有解散，但项目被撤销。厦门市计委正式发文通知各大银行：汽车项目没有了——没有的意思是不能贷款。因为联发公司有中银集团背景，我跟这些银行行长都很熟，以前经常跟他们打交道，称兄道弟，这下全对我关门了。

　　关门了怎么办？这就有点小故事可讲。在最走投无路的时候，有天我跑到位于海口轮渡码头的中国银行，虽然都是熟人，但是磨破了嘴皮，人家还是不松口。

　　我一听就知道没戏。当天我还带了一个会计。告别出来，我们站在海边发愣。一分钱都没有，还搞什么？无意中，我抬头一望，正对面是鹭江宾馆。我问会计，那里面是不是有个(香港)渣打银行办事处？

　　会计说，对啊。

　　我们到那里试试看。我说。

　　人家是香港银行……会计提醒我说。

　　试试看嘛，反正现在也没事。我说。

　　到渣打银行后，我们找到渣打银行办事处负责人。我当时没有名片，便毛遂自荐，先讲明自己是干什么的。然后我说，我这个公司是经过批准正式注册的，正在起步阶段，需要一笔贷款，但没有政府担保。

　　我为什么敢去找渣打银行？大约一年前，我曾在香港参加过渣打银行的一个论坛，当时他们讲，有兴趣进军大陆市场，并且还提到，汽车工业将来在中国很有前途，所以他们未来的业务方向，将把汽车作为重点对象。

　　你要(贷)多少？他问。

　　130万美金。我回答。

　　这个额度我不能决定，必须要经过渣打银行总部批准。他说，但我可以替你报告(总部)。

　　好。

　　大概多长时间答复你？他又问。

　　尽快吧。我说。但我心里想，一年半载恐怕都不一定有戏，毕竟没有担保。

　　这样吧，我争取两周之内答复你。他说。

　　哎哟！这下我可乐坏了。我说，两周内我等你消息。

　　他把资料登记好后，我们就回去了。万万没想到，还不到两周，他就打电话通知会计，说(渣打银行)总部已经批准了130万美金的贷款。

　　事情就这么凑巧。如果没有这笔钱，我们连锅都揭不开。项目成立时，市政府只给了我20万元开办费——只要是市里批准成立的公司都有这笔钱。但项目撤销后，开办费要退回去，后来我也把开办费还给了财政局。

　　拉叶同入股

　　这个事情就像拉郎配一样，硬拉了一个进来。后来台湾国产汽车本身遭遇很多问题，弄得无暇顾及，就没再进来。

　　钱到账后，我们开始做市场调研。根据企业资质，我们只能做改装车。改装什么？把卡车改成翻斗车，还是改成水泥搅拌车？跟我一起做事的近20人，基本上在一汽、二汽、江淮和南汽等汽车厂干过。蔡世凎干是东风联营公司总工程师，接触面较广，他是我的高参。

　　在调研时我们就发现，小车投资太大，它一定要有经济规模。根据测算，差不多24万辆才算经济规模。再者，厦门市没有汽车基础，不具备做小车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国家计委对小车进入资格控制得非常严。

　　摸完行情，并根据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做大客车比较可行，也很有前途。那时街上跑的基本上都是破破烂烂的公交车，长途客车都冒着黑烟。我在国外跑过很多地方，感觉中国跟国外之间差距很大。有差距，才有发展空间，这个空间我们可以去思考，去做文章，中国客车应该从质和量上都有个飞跃。这是第一。

　　第二，最重要的，不是汽车本身，而是我认为可以用厦门经济特区的区位优势来做许多内地比较难做的事情。厦门的机制已经活了，人们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它更容易把国外的管理和经营模式移植过来。其实，很早以前，我就有这种想法，我们的根子在思路，行政干预少的时候，经济就好了。经济特区就是少管，(你)越不管，它就活得越好，在这样的机制和环境里，许多事情都可以搞成，汽车也不例外。

　　有人说厦门没有人才和技术。我说，要人，我可以从外面招，这边工资高，他愿意就过来。没户口，我们可以接收。如果原单位不放，我可以再给些补偿。至于配套设施这些，只要主机厂起来了，自然就会形成。

　　难就难在厦门地理位置较偏，后来我们在实际中也遇到了，比如发车运车到东北，或者到新疆，就要跑好几千公里，要雇很多司机。

　　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这个地方是活的，你就有机会。我比较喜欢接受挑战，什么事越不容易，我就越想去尝试。

　　这个汽车项目，厦门市自始至终都没贷过款。开始三五年喘不过气时，也没得到一丁点支持。我们困难到什么程度？有领导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说，我给厦门汽车工业公司两句话，一句是“前途无亮”——没有亮光；还有一句是“自生自灭”。

　　当时我们已经闹得很僵。市里让下马，我坚持不干，就好像是顶风犯上一样。不给贷款，我就自己想办法，坚持要搞。

　　第二笔钱，我找的是王兆国。他来自二汽，后来到福建省当过省长，又被调到国台办。我向他和时任国台办副主任的陈云林讲明情况，我说，厦门要搞汽车，希望得到国台办的支持。

　　国台办没钱，但是有贷款有指标，当然这个指标必须是跟台湾的合资企业才能申请。

　　我就要这个指标。我说，我不好意思跟他明说厦门市不给我贷款。

　　只要符合政策规定，就可以给指标。他们表示。

　　回到厦门，我就开始想办法。厦门汽车工业公司已经注册，本身没法改，我就打公司旗下企业的主意。我前后铺开了3个企业：1988年12月3日厦门汽车工业公司投资设立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简称大金龙)，大金龙成立不到一年，接着就成立厦门金龙汽车车身有限公司(简称金龙车身)筹备处和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简称小金龙)筹备处。差不多用了两年时间，3个公司都成立了，并且都是中外合资企业。

　　外资从哪里来？设立大金龙时，当时台湾有9家汽车制造厂，其中一家叫台湾国产汽车(现已倒闭，规模比台湾裕隆小)，把欧宝拿过来国产化，由张氏家族经营，董事长是张朝翔。但我现在有些记不清，当初招商引资时如何跟他认识的。

　　张氏家族长女的丈夫姓叶，叫叶同，叶赫那拉氏族人。他从小在国外长大，在美国做过生意。到台湾后，他跟张氏家族的亲戚们凑了些钱，在香港注册了一个公司，叫香港法亚洋行。

　　那时台湾当局对到大陆投资的台商管得很严，回去后都要被盘问。所以，台商一般不会暴露说跟大陆有什么贸易来往。我跟叶在生意场上认识，他想做生意，将来能在大陆发展。最主要的，可能张朝翔也有此意。

　　我也是没办法，便邀叶同入伙。我说，你来投资吧！

　　我没钱。他说。

　　你(法亚银行)不是还有一些(钱)吗？

　　这(投资)要投到何年何月？叶的意思是他自己也要花钱。

　　根据政策规定，外资必须占25%股份以上，才算中外合资企业。我把大金龙的注册资本压到最低——1000多万元，后来扩大到2000万元，叶同占25%。按照开始的1500万元的注册资本计算，25%就是300多万元，再折算成美金。我印象中，叶同当时大概投了100万美金。

　　叶同也是被我磨得没办法，最后硬着头皮签了字。签字后我马上申报注册(1990年1月16日金龙车身成立)，再到国台办申请贷款。国台办批了5000多万元的贷款，但也不是一次性给，而是分批给。

　　哎呀，你可不知道，叶同入股的那笔钱就像挤牙膏似的，100多万美金挤了两年才挤完。催得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个10万～20万美金；再催，就再挤一点，再给一点。财务经理章慧贞头疼极了，三天两头给叶同打电话。

　　反正这个事情就像拉郎配一样，硬拉了一个进来。后来台湾国产汽车本身遭遇很多问题，弄得无暇顾及，就没再进来。

　　总结起来，我的做法有几点可取之处。第一，在厦门这样一个完全没有机械工业和技术基础的地方做汽车，我看中的是它的环境，改革开放的氛围和政策的灵活性。然后，就是拿来主义。

　　第二，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怎么做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土财主。真的，每分钱都像自己的，根本就没有国家给企业做后台支撑的概念。

　　这里我要补充讲讲水泥管厂的事。这个事情，除我之外，没人能讲清楚。并且现有还有一些媒体在说，厦门汽车工业是在水泥管厂的基础上起步的，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为何是水泥管厂

　　现有还有一些媒体在说，厦门汽车工业是在水泥管厂的基础上起步的，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可能全中国也没有像大金龙这样的企业，成长环境如此恶劣。

　　大金龙本来不应该在水泥管厂，也不应该在湖里，现在大金龙、小金龙和金龙车身都搬到灌口工业区和海沧工业区去了。但当时我们没有条件——开始是没钱，贷款后你说应该找个合适地方吧？但也没有。这点我们非常委屈，委屈到你都不能想像。可能全中国也没有像大金龙这样的企业，成长环境是如此恶劣。

　　你不立项，不给资金，不同意银行贷款，这些倒也罢了，但你不能卡死啊！水泥管厂怎么回事？我做这个事情时，朋友还是有的，我过去在特区管委会时，跟政府里的几个副市长私交关系不错，而且还都住在一个院里，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们都很同情我，也替我担心：老黄，你搞这个，累得要死，还不一定能搞成。

　　为了解决土地问题，我去找当时的经委主任。原来厦门市政府是把汽车、电子工业、精细化工等列了五项作为支柱产业，经委主任开始积极支持汽车立项。后来政府说汽车工业不能搞，就把汽车去掉。去掉了也没什么，当时谁能看到厦门汽车未来的发展？

　　我对经委主任讲，我不能就在那个小旅馆里，我需要一块地。

　　地不归我管，况且现在也没有。他回答。

　　现成的工厂有没有？我问。

　　然后我们就讲到松柏那个水泥管厂，当时它负债累累，就快倒闭了，而且也卖不掉。

　　那给我吧。我说。

　　可以。他说，这块地本来要处理，处理给你也是处理。

　　我跟他讲好条件：我接管水泥管厂，算是经委划拨给我的，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起初，经委的文件上写的也是这块地划拨给我们。但文件刚下，市政府就不同意了。财政局首先说，现在我们是改革开放，是特区经济，不能像过去那样划拨，是要作价的。

　　净资产100多万元。我说。这个账我早就查过。

　　不能这样(作价)。财政局长说，我们正在试点，你们是第一家，要重新评估价值。

　　怎么评估？我又问。

　　他们就拿出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评估价格，要200多万元。

　　行。200多万(元)就200多万(元)吧。我只能咬咬牙接受。

　　没过多久，他又来了。这次他说，老黄啊，我跟你讲清楚，我们评估时没包括这块地皮。

　　这简直坑死人了！我说，没算地皮，那你给我评200多万(元)是什么东西？就那个破厂房，底下都是大水坑，我还费了好大劲才填起来。不过，地反正也不多，大概几十亩吧。我问，怎么算？

　　就按照外商来厦门投资的土地价格算吧。他回答。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国内办企业是这样办起来的？买完水泥管厂后，还得把那几十亩地买下来，并且是按照多少美金一平方米的价格把地皮算给我。这还不算，银行找到我，水泥管厂负债180万元，这笔债务我得全部接管。

　　这些还不算，在交接时，原水泥管厂的200多个工人，不能裁员，也不能推到社会上，要全部接收。后来我们大概留下100多个工人，他们原来是水泥工，到大金龙后改做钳工和焊工。经过多年培养和锻炼，现在很多人已成了企业的技术骨干。这也很要命，剩下的100多人要一直养着。

　　然后工会又来了，工会提出说，水泥管厂已经多年没给职工解决宿舍了——因为是濒临破产企业，没福利，现在这个问题需要你解决。因此，我们又买了半栋长青路上的几十套房子，给困难职工住。

　　诸如此类，我认为，这可能是国内做企业遇到的最奇怪和最新鲜的事情，全国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了，甚至连私企也不会遭遇这种情况。

　　但我只能进，不能退。拿到渣打银行的贷款后，我就没有退路了；厦门汽车工业公司注册成立，从国台办拿到第二笔贷款，再把叶同拉进来，就更不能退了。你怎么退啊？

　　现在想来，我也有个错误，我应该明智一点，解散就解散，无非就是人的问题。如果我不赌这口气——但也不完全是赌气，我认为在特区(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充分利用当时体制和机制方面的优势，没有绝对做不成的项目，汽车也如此，所以就想试试。而且做汽车，我跟二汽和丰田汽车都有些关系，跟台湾方面也正在建立联系，为什么就不能试试呢？

　　但有些领导看我不愿意停掉项目，可能觉得我不听话，有些我行我素，这样就种下了同政府关系不和谐的前因。后来组织部来配班子，我也以不成立党委，只成立党支部推掉了。

　　我这个人，最大的劣根性就是太傲气。你对我好，我加倍地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加倍不理你。清高有时候会害死人，对做事情不利，在官场上也行不通——你不会去争取有利因素，也不会去制造一个宽松的企业环境。

　　做大金龙时我们是真没钱。二汽占25%股份，实际上它没出什么钱，只拉了两车钢铁过来，连着2辆半新不旧的2.5吨东风卡车，就算25%的投资。

　　后来经过好说歹说，二汽又帮我们搞了水泥管厂最早的油漆车间。实际上仍然达不到500万(元)，但也只能如此，就算验资完成。厦门汽车工业公司也没钱，就以厂房、破旧设备等七七八八的物什算作投资。本来厦门汽车工业公司占50%股份，需要1000万元，但只凑到500万元左右，就再也没钱了。

　　但仍然缺现金，我就到处找人投资。一个偶然的机会，经人介绍，联系到了华能公司，它旗下的北京华能综合产业公司(简称北京华能)投了500万元。

　　因此，你看看，大金龙最初的四个股东各占25%。二汽的500万元，基本上没什么东西；叶同500万元，像挤牙膏拟的；厦门汽车工业公司这边，以实物折算。只有北京华能拿了500万元现金。所以大金龙是先天不足，并且始终是负债的，规模也小。

　　就这样，大金龙在水泥管厂的基础上做，场地非常简陋，人也很勉强。但我当时确定了一点，大金龙一定要以低代价去做档次高的客车，也就是说，厦门汽车一定要打差异化。

　　两条腿走路

　　仅大金龙这一条腿太单薄，客车毕竟是小批量，订单式生产，大发展有很多局限性，所以大金龙成立不久，我就开始筹备小金龙，意在做小车。

　　因此，我们当时并没有向国内其他企业学习，而是到国外去选产品。产品是叶同首先发现的，他在泰国曼谷看到一个奔驰车型，回来后跟我说，那个车不错。

　　我就跟过去看，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客车造型具有欧洲风格，起码国内当时还没有(这种风格)。这款车由奔驰在曼谷的合资企业生产，奔驰占小股，曼谷占大股，合资企业主要组装奔驰卡车、吉普车和客车，负责人姓陈，是个华侨。我们看中的这款客车，造型由奔驰汽车公司设计，奔驰提供底盘，在曼谷打造车身，进行组装。

　　除了造型新颖外，整辆车工装夹具用得少，整个车身用铝合金型材铆接成型，这种工艺对刚起步的企业来说，是最容易消化吸收，最容易掌控的。而且车身也很结实。后来我们曾出过两次事故，有次跟一辆东风大货车迎面对撞，东风车头被压扁，整个驾驶室压进去，司机腿被压断，而大金龙客车就是保险杠有些变形，玻璃碎了，骨架一点都没变形，乘客一点事都没有。

　　你猜技术转让费花了多少？9万美金。是我和叶同跟姓陈的华侨谈成的。这笔钱也就是意思一下，实际上是无偿地把夹具、图纸和工艺给了我们。由于德国奔驰底盘太贵，我们就购买了巴西奔驰厂生产的底盘。这就是大金龙最早的产品，后来放弃掉，我觉得很可惜。

　　接着，我们雇了曼谷工厂1个技术员和6个工人到厦门，领队的是吴红卯，还算不上工程师，算是老技师，他能做夹具，还能讲几句广东话。这批人就带着一帮水泥管厂的工人开始试制生产大金龙客车。

　　最早一批车卖给了上海旅游公司。厦汽的财务总监章慧贞是上海人，去跟旅游公司讲老乡关系。熟悉后，总经理高兴了，就买了2辆。后面又购买了一些。旅游公司以前用的都是进口尼桑大巴，这两款车开出去后，欧洲旅客说，我们要上这个(金龙)客车，他们以为是欧洲客车。这下可把大家高兴坏了。直到现在，我偶尔还能在厦门看到这款车。

　　大金龙第一任总经理是王木林，老二汽人。当时我让蔡工帮忙找人，王快到退休年龄，身体不太好，在二汽也待不长，所以愿意过来。应该说，王干了大金龙最辛苦的那一段，填水泥坑，培训工人等。那时厦门有种风气，上班时，大家都不干活，一堆一堆围在一起泡茶喝。后来才慢慢扭转过来。起初的这100多人逐渐成长为大金龙骨干。

　　大金龙成立不久，我就开始筹备小金龙。为什么要上小金龙？我还是不死心，还是想做小车——至于是小轿车、小吉普车、SUV，还是MPV，我没想那么细，也没有明确概念。但我认为，大金龙这一条腿太单薄，客车毕竟属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是小批量，订单式生产，大发展有很多局限性，所以我想应该两条腿走路。取名小金龙，并不是规模小，意在做小车。

　　小金龙规模大。从一开始我就把钱都投进去了：从国台办贷款的5000多万元，厦汽股票上市后融资的几千万元，基本上都投到金龙车身和小金龙身上。小金龙花钱较多的主要是阴极电泳和油漆线。我考虑到将来要上小轿车，这个必须要上。在1990年代初，全国汽车行业有阴极电泳的也没几家。

　　金龙车身投资较大的冲压线，是从柳汽拿过来的。我了解到，一台冲压要几百万元，一条线最少需要6台。我哪有那么多钱？另外，我们当时也曾联系过几家供应商订货，但被告知要等3年。

　　怎么办？我去找蔡世凎商量。蔡告诉我，柳汽原来准备上冲压，前几年就订过一条完整的冲压线，现在又说不上了。他说，柳汽属于东风联营公司，你看能不能把那条线弄过来，算是借过来也行。

　　总之是费了些周折，我们总算跟柳汽谈好了条件。这样，冲压线就直接被运到了厦门，算是柳汽的投资。因此，金龙车身公司里柳汽占20%股份。

　　冲压线进来后。我又去找叶同。我说，你大金龙都投了，金龙车身也应该投，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让他代表的法亚洋行投25%股份。

　　正好，在1970～1980年代，台湾国产汽车曾生产过一款“宝马”汽车，实际上是款小面包车，原型车是日本富士的，卖得还不错。当时这款车已停产，模具停用。叶同来找我商量。他说，我把台湾那套模具拿过来算投资，行不行？

　　我说，你再去讲讲价，这套模具不能顶太多。最后折了很少的钱，可能相当模具价值的1/20算作投资，叶同算入股25%。

　　小金龙里的25%外资股份，是香港陈金才的。陈为小金龙做配套，积累了一些钱，跟小金龙第一任总经理和我比较熟。厦门汽车工业公司需要有外资，我就拉陈入股。当时陈也没多少钱，就把他从小金龙配套里赚的钱算作投资。

　　为了让小金龙在基建过程中就出车、出效益，我想了个办法，做先导工程。没地方，我就在厂内靠边的道路上拉了条简易生产线，用棚子搭起来。油漆线八字还没一撇，要大半年后才能好。那就先处理一下。磷化怎么办？起码也要泡一下吧？就在道路上挖了个洞，把车泡进去。就这样，小金龙建厂时就开始出车卖车，而且还卖得很好。

　　我做的工作，就是组建企业，把架子搭起来，解决资金来源，然后赋予它一个改革开放的机制。后面的工作，包括产品怎么改进，怎么扩大市场，就是其他人做的。大金龙主要是庹新永的功劳。小金龙是王明杰，王原来是安徽汽车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原来任江淮汽车厂厂长)，他很能干，在安徽时没环境让他发挥。在王之前，小金龙还有个候总，是从江西过来的，时间很短。

　　庹新永原来是我的助理，在厦门汽车工业公司里担任副总经理。但我开始没有发挥他的作用，让他去做后勤，盖宿舍什么的。后来，王木林因身体原因要走，我就跟老庹谈。我知道这个担子很重。我说，老庹，你去接大金龙。

　　他倒也没太推辞。你定了我就去。他回答。

　　我说，你过去后就全权负责，大事小事不要处处请示汇报，你听董事会的，对董事会负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当时大金龙董事长由叶同兼任。

　　老庹很满意这一条，他是想做事的人，不愿意受牵制，制约太多就没法干。在大金龙当初的环境里，应该说老庹发挥了他超乎想像的能力。王明杰也是。我对他们充分放权。

　　大金龙、金龙车身和小金龙都是中外合资企业，其目的是为了享受中外合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后来进一步搞活了机制。3个企业里，从总经理开始，全部是合同制工，实行浮动工资，这样可进可留可退。那时我的工资每月4000～5000元，最后到我离开，也只涨到6000多元，但总经理可以拿到100万元。

　　上面也来问过，你们的奖金怎么那么高？我说，按利润提成，这是董事会决定的。这样才挡得住。不然，在15年前，这个事情还真不好说。

　　开了个头

　　我在厦门搞汽车只搞到一半，没有善始善终，也没有搞成功，只是开了个头。后面这些人很争气。有了3个主机厂，厦汽的其他配套企业也被带动起来。

　　厦门汽车工业公司这边，在股票上市前，前后也投了5000～6000万元。土地算我们买的，开始是75%股份，后来让了一点，变成60%。这个事情，我就不多讲了，但这就是我后来出问题的根源。

　　厦门市自始至终没有出过一分钱，但既然认定厦汽是国企，我想这是上面的决定。这个问题，是在一个社会大转型下才出现的，过去它不存在，今后它也不会有。

　　事情的起因就是我想去美国融资。1992年5月厦门汽车工业公司改制成为厦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11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证券简称厦门汽车(600686)。之后我就积极筹备上小轿车，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那边。我算了一下，搞小轿车，最少需要16个亿，而且绝对要在岛外找一大块地方。但当时不要说16亿了，我们连1.6亿都拿不出来。

　　说穿了还是钱的问题。境内融资这条路，没办法。于是，我就筹备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并且在筹备前，我跟厦门市体改委主任、证监会主任都谈过好几次，厦门市证监委员会也同意了我的计划。

　　但等我做到一半时，我被通知，国企到美国上市需要中央批准。已经做到一半的海外上市当然不能丢。我设法动员叶同、陈金才将他们在金龙三个企业的股份合并成香港嘉隆公司，然后以香港嘉隆公司名义申请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来因有人告状，我被审查，上述计划就全部终止。

　　这些都是当时特定的环境造成的。我们是在一个不成熟的环境和条件下，去做一件出格的事。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并不是人的意志所能控制的。但再怎么说，也跟个人的先天缺点有关，这点我承认，我有很多缺点：政治上不成熟；幼稚；太清高；太自以为是——我想做事，可惜条件不成熟。

　　这些事情我当时想不通，但后来也想通了：你在厦门市做事情，怎么可能游离于厦门政府之外呢？此前，当厦门汽车工业还很小时，厦门市政府领导从来不过问，也从来不看厦门汽车的这几个工厂。

　　有次钱其琛副总理到厦门开会，正好二汽老领导李惠民也在。我去找李惠民，我说，老李，能否给钱副总理做做工作，请他来给我们指导指导。

　　李惠民还真联系上了。钱其琛考察厦门汽车后，媒体做了专门报道。紧接着，洽谈会时李岚清副总理又来考察，但事先讲明了不做报道。然后贾庆林也知道了，哦，厦门还搞了个客车厂。他很有兴趣，带了很多人来看。

　　他们一来，厦门汽车的影响马上就出去了。厦门市政府再也坐不住了，都要来看。当时的厦门市市长已经换届，新市长全力支持我搞小车。正是关键时刻，我被定性为贪污罪。这个事情我就不多讲了。

　　另外还有两件事情，我也想借此机会提一下。尽管最后都未实现，但是为此，我们付出了许多心血和代价。一是同德国大众的合作。大约在1993年上半年，经别人介绍，德国大众派驻中国专员同我见了面，我得知大众公司希望在中国部署第三个基地，生产商务车。而我过去就了解，大众在欧洲市场最强的产品并非轿车，而是商务车，因而表示了极大兴趣。

　　第一次见面后，我们就频繁接触往来，德方也多次派专家来厦门考察，达成合作意向后，于1993年8月，由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带队，厦门组团去德国考察，洽谈，双方商定在厦门合作建设商务车基地。产品选定为大众刚推出的T4(该产品在欧洲畅销，销量超过奔驰)。

　　之后，由双方专家组成了工作班子，起草可行性报告。大约用了半年时间。这个项目后来在德国总理科尔访华时，正式向朱镕基副总理提出来，但当时由于国家有国外汽车厂在中国合资项目不能超过两家的规定，所以项目很可惜地停止了。

　　另一件事是同台湾裕隆汽车的关系。由于大众项目搁浅，我内心很不甘心，希望能找一个突破口。因为厦门汽车一直得到国台办的支持，而且大金龙等厂也都挂着有台资关系，所以这时我开始把目光放到了台湾。

　　台湾的汽车工业规模不大，因为受制于海岛型经济，市场有限。但是我对台湾裕隆一直都有好感。主要是有感于严庆龄老先生的爱国情操，他们家族原来是在江浙做纺织的，而且在当时有一定规模和影响，迁台后才逐步转行做汽车。为了起步，同日本尼桑建立了长期技术合作关系，但是严先生不甘于在技术上长期依附于日本，一直想走一条自主开发的路。当时是金融、地产都赚大钱的年代，但严却把钱都投到建立实验室，培养设计人才，自行研究开发产品方面，为此还遭受了许多挫折。

　　一开始，其实是台湾中华来找我们，想同厦门合作生产三菱产品。台湾裕隆知道后，也马上派人过来联系(中华虽然是裕隆控股的子公司，但内部也有不少矛盾)。我们同台湾裕隆建立关系后，就回绝了中华，以后中华转而找福汽在福州搞了东南汽车项目。

　　我同台湾裕隆洽商的结果是，先用一款现成的“尖兵”轿车起步，考虑到环保、节能，产品做成油汽两用，然后借助台湾裕隆的研发基础，做自主产品(包括小排量发动机)。

　　我们双方越谈越近，最后于1995年11月，我带了一个副总经理，一个总工程师，参加由福建省汽车工业公司组团去台湾考察。主要是同台湾裕隆的吴舜文、严凯泰见面，并敲定合作计划。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双方的印象都不错。严凯泰还要了我的生辰八字，可能是去推算命相合不合。

　　这个项目的时机，选择的策略和方向，我认为都是比较恰当的。但是，几个月后，也因为我个人的问题，项目就中止了。

　　所以我在厦门搞汽车只搞到一半，没有善始善终，也没有搞成功，只是开了个头。后面这些人很争气，3个主机厂是龙头。有了这3个企业，才把厦汽的其他配套企业带动起来。我也很感谢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的徐秉金同志对厦门汽车工业的大力支持。

　　我出事后不到半年，有天中午，王明杰在办公室里突发心脏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