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风靡一时的央企国际化，吹糠见米的成功者寥寥无几，长安顺势而为后，已经初步在海外立足——在马来西亚、越南、伊朗、乌克兰、美国等建立长安的第五个海外工厂，未来这儿要借道向美洲和欧洲扩张。

　　在诸多中国企业拓展海外空间的大潮中，长安不是最早，也不是最引人注目的；在国内诸多大象级企业相继折戟后，羚羊级的长安，似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蓝海。传统和现代长期交织的双重背景，长安“走出去”颇值得国企玩味。

　　特别是今年长安的快速发展和扩张，其内部也在市场的竞技场中呈现出更多新思想、激情和活力，改变了人们对传统国企的诸多看法。

　　1. 管理流派无优劣，合适就好

　　《21世纪》：这两年有一个概念叫“新国企”，在经济学界讨论蛮多，所谓“新国企”按照我们一般理解，觉得它不同于传统，有着比传统国企更大活力，但是在整个经济学的逻辑上还是不能够解释得特别清楚。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徐留平：原来传统意义上国有企业发展了这么多年，那么原来所说的是所有者缺位，因为所有者缺位带来了经营管理，可能是一种短期性或者非市场性的行为因素。从欧美现代企业制度的演变历程来看，各个国家有自己不同的特色。

　　比如像北欧的企业和日本的企业，领导者的薪酬和员工的薪酬差距不是特别大，这种制度下领导者比较稳定，有点类似于中国。

　　比如说像德国的西门子等跨国公司，它的CEO退下来以后，从一线退到二线，当个监事会主席，它的制度安排就比较平稳。美国现在的企业制度安排是你当一年CEO，就是一年的薪酬。如果你不当CEO了，公司就跟你毫无关系。

　　从西方业制度的演变来说，它基本上是两派。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现在还没有定型，中国制度趋向于美国，包括我们国家很多方面，包括公司治理引进的美国概念比较多。公司治理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是多种途径的，不一定就是哪种途径最优，而是哪个适合自身就是最好。

　　《21世纪》：关于整个体制，民营企业有着比较好的产权制度和有效的激励制度，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但国企这方面是缺乏的。像很多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它很多其实也是公众公司，已经不再是家族企业和私营企业。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新国企”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经理人，它用它的一整套管理方法，或者是有效的弥补了产权激励，或者弥补了各种激励措施的不足，贯彻了一整套自己的管理制度，使得传统国企能够在效率上得到提高？

　　徐留平：作为国有企业，无论是百分之百的国有、或者国有股占30%、40%、50%，实际上最后总要聘请经理人来做，家族企业除了第一代、第二代亲自来操办，到后面原则上都不是自己亲自来做，也是聘请经理人来做。从经济学上说，总是要找代理人，必须有代理人，必须靠代理机制来做。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对经营企业，大企业和小企业是不一样的，但是所有制本身，并不完全构成企业本身经营能力高低，或者经营效果的好坏，当然也有一定的影响。

　　现在国有企业也分类，分成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垄断行业不太好证明经营管理水平好坏，因为经营效果不是它努力的结果，不是正相关的。像竞争性行业，你的结果和你的努力程度相关度就非常明显。

　　像汽车行业，说你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意义不大。因为你今年卖了多少辆车，经营效果和利润怎么样，行业每个月都有排名，经营效益很透明。在汽车行业有没有机制体制的因素？我说有，但可能只占20%，另外80%是靠市场规律运作。当然，你经营水平好，管理水平高，战略做得对，机遇把得住，反应又及时，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如果处理不好，可能要差一点。所以我觉得汽车行业如果还是按照老国企的惯性模式运行，机制还是那么不灵活，或者说你的战略老出问题，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肯定就会丧失发展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