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3月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公车改革已成为不能绕开的话题,每一次都引发广泛关注。
热议的人群中,有一个人坚持得最久——他连续7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疾呼公车改革;他也最身体力行——调任副厅级官员当天,他“炒”了司机,婉拒单位专车,开始践行一个人的“叶氏车改”方案。
7年来,他的呼吁带来了哪些变化?公车改革面临哪些现实阻力?如何设计未来的改革路径?本报对话“全国公车成本最低的厅官”、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
■人物
叶青
男,汉族,福建建瓯人。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民进中央委员,民进湖北省委员会副主委,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2年3月生,1986年7月参加工作。2003年4月起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关键词
“叶氏车改”方案
“叶氏车改”,可概括为“自购私车,市内交通每月定额补助,出差实报实销,并实行‘双轨过渡’制度”。
具体方案是,对符合配备公车条件的干部,可自购私车,不动用公车,并每月享受一定数额的上下班交通补助。如果驾驶私车出差,可对过路费、过桥费、加油费和停车费等进行实报实销。对不符合配备公车条件的干部,根据级别发放一定的交通补贴。“双轨过渡”,是指在车改过程中,不愿采用新办法的人,可继续沿用现行办法,过渡期内允许新老方案并存。
叶氏车改已“推行”7年
京华时报:“叶氏车改”的内容是什么?
叶青:“叶氏车改”的核心理念可归结成一句话:自购私车,市内一月报销1000元,出差实报实销。
京华时报:为什么提出这个方案?
叶青:我晒自己的车改方案,是想让大家听到关于车改的不同声音,一种来自诸如我这样的公车享用者的声音。同时,让大家继续关注并为车改出谋划策。
京华时报:遇到阻力了吗?其他同事有什么看法?
叶青:车改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老派的享有配车待遇的副厅以上干部,一个是公车司机。有人认为我的“叶氏车改”在官场里显得很“另类”,但希望有一天我的行为能成为再自然不过的惯例。
京华时报:为什么是1000元补贴?怎么计算出来的?
叶青:我是根据自己平时用车的情况总结的。我现在住在武汉市郊区,上下班和外出开会的话,每日开50公里左右。以前我的补贴是每月500元。2007年以来油价蹿升,单位把补贴涨到1000元。一年共1.2万元,再加上出差的费用,比配公车至少能省六七万元。
京华时报:给公务员发车贴,会不会有变相加薪的嫌疑?
叶青:最早出台副部级以上才配专车的规定时,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改革开始前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改革开放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多,具备了负担公车的经济条件。但另一方面,行政成本也提高很快。公车改革就是要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考虑如何降低行政成本的问题。我可以肯定地说,公务员所得的车贴,只是现有公车费用中领导办公事的三分之一,这样,领导、司机办私事的两个不应该花的“三分之一”才能被遏制。
公车议案今年获中纪委回函
京华时报:除了提出“叶氏车改”的建议外,你还连续7年上书人大呼吁公车改革?
叶青:公车浪费,让人触目惊心,且公车的巨额费用每天都在发生。我希望带动更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公车改革,对提高财政分配的合理性做一点贡献。
京华时报:每年提的议案都相同么?
叶青:每年的议案,虽然是同一个议题,但内容上都有所完善。我非常关注全国各地车改的新情况,有机会还会实地考察,并随时增加新东西。另外,我的策略也有所改变,2004年两会是孤军奋战,2005年联合了其他4位提出车改建议的代表和委员,共提交了5份车改建议。2006年两会期间,我创建了博客,通过博文向更多人宣传公车改革。
2007、2008年,我的议案语气比较平和,这也是一种策略,时重时缓嘛。2009年,我把公车改革放到行政成本这个大议案里,并在全国率先提出管控“六公”的概念,在传统“三公”(公车、公宴、公游)基础上,增加了公款送礼、办公用品浪费、兴建豪华办公楼的内容。今年两会前温总理做客人民网,有网友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我的议案提出后也因此很受关注,采访我的媒体比往年多多了。
京华时报:相关部门对你的议案有何反馈?
叶青:总体感觉是,回复的态度越来越好,对公车改革的议题也越来越重视。2005年,两会共有5个代表提出公车改革的建议,但发改委把5个建议放在一起讨论,我感觉发改委没有好好对待我们的建议。2007年和2008年,议案的回复内容没有太大变化,说得比较笼统。这两年,我的议案改由中纪委回复,先通过电话口头回复,再给我寄送答复函。
京华时报:今年的议案获得了什么回复?
叶青:今年6月份,收到了中纪委的回复,他们肯定了我所提的具体建议,同时表示正在开展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调研,要加快推进这项工作。今年3月份,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讲到,今年在严格规范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的同时,会加快推进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我感觉,公车改革的春天即将到来。
公车支出一年至少1500亿
京华时报:目前全国有多少公车?
叶青: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公车数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但民间和学者统计的数据是,全国公车数量约为300万至350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约为3000亿元~4000亿元。两者的数据相差很大。
京华时报:作为长期从事统计工作的学者和官员,你如何看待这两个数据上的巨大差异?
叶青:从统计角度看,两者差距大的原因可能是统计口径的不同。官方统计时,没有把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车辆列入公务用车范畴。但是老百姓不会这么认为,大家觉得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要么获得了财政补贴,要么享受到国家税收优惠,它们的车辆应当列为公车。
京华时报:公车浪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叶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购买环节,存在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的问题。其次是使用环节,公车私用现象严重,一项调查显示,公车使用存在三个“三分之一”,即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最后是维修保养环节。权威调研结果显示,一些单位一辆公车一年仅维修费用就高达10万元以上,甚至有的公车一年竟更换了40多个轮胎,也就是平均每周换一个,其中漏洞可想而知。
京华时报:公车改革,对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有作用吗?
叶青:肯定有作用。有调查显示,早晚高峰的机动车中,有30%的车是公车,领导也都在那个时间出门。同时,一些交通部门的缓堵政策仅对私家车奏效,往往对公车网开一面,影响了政策效果。另外,如果公务员用公共交通进行一部分公务活动,对其他市民来说,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这对缓堵是有积极影响的。
改革路径必须承认现实阻力
京华时报:你车改方案中“双轨过渡”的做法,被你的老朋友、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批评是“改良派”,网上也有人批评其“太温和”。你怎么看?
叶青:车改方案中“双轨过渡”,就是愿意改的改,不愿意改的仍按照老规矩办。我分析各地车改失败多、成功少的原因,在于过分追求“一刀切”,要不就是都改,要不就是都不改。但实际上,任何一个车改方案,都会有支持者与反对者,应该有两种方案供选择,逐步过渡。
京华时报:过渡期多长才合适?
叶青:如果按“双轨制”办,5到10年后,年纪大的干部陆续退休了,车改就彻底了。我们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有时必须承认现实阻力。公车改革必须与现实的阻力适当妥协,否则,短期内的阻力太大,什么都推行不了。
京华时报:为什么没有其他地方采用你的“叶氏车改方案”?
叶青:我觉得,“叶氏车改”之所以未在更大范围推行,有两个心理因素起了作用。其一,我称之为“待遇论”,即个人升迁后,认为理所应当享受公车这个待遇。其二,是“安全论”,认为官员政务繁忙劳累,开车走夜路、走长途不安全。但我个人经验来看,开车是个简单劳动,三五年后就能成为熟练工,达到“人车合一”的程度。
京华时报:你认为全国哪个地方目前的车改经验最好?
叶青:目前杭州的车改模式有推广价值,它集中了各地的好经验,采取的是双轨制,提供两种方案供人选择,受到的阻力最小,也最有可能取得成功。另外,它将车贴打入市民卡,不能变现,让车贴真正用于公务。
京华时报:最差的模式是什么?
叶青:是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的车改,区委书记和区长居然每年领取8万元的车改补贴。这个补贴标准,严重脱离了当地的经济水平和工资收入水平,公布后引起群众强烈不满。
京华时报:你觉得,公车改革反复了13年,为什么改不下去?
叶青:公车改革断断续续的实质是,公车改革损害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些受益者,即使他原来的利益不是很合理合法,但一旦利益受到影响,他还是觉得被侵犯。另一方面,这些受益者同时又是公车改革的决策者,要他来改革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个很难。
京华时报:你认为,应当如何推进公车改革?
叶青:目前全国公车改革缺乏统一的指导意见和操作原则,造成长期以来公车改革只是在少数部门、少数地区自发并分散地进行。车改的最终广泛推行,还得中央出台方向性的政策。我认为应当由中纪委牵头,制定明确的车改意见。各地各级再以此为指导,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操作方法,由上至下逐级细化推进。其间,仍要制定两种方案,允许有过渡期,不能“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