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滕伯乐

　　滕伯乐：现在车型多的简直连我们业内人士都来不及记。也就是说创立品牌到底能够做的怎么样。过去少的时候很可怜“老三样”，现在“新三样”。当然“老三样”、“新三样”是不够的，但是是不是要那么多样，作为推出的品种，作为新品也好，作为变型也好，有多少提升很难说。现在都在评车，不要这个车跟那个车比，有的可以比一比，你说那个车省油，那个车舒适，那个车可靠，因为有各自的设计理念和对用户需求的考虑，做一点评价是可以的，但还是用自身的评价来说明自身产品的先进、价格性价比的合理。

　　海外市场的应变能力还比较差，尽管我们有一定比例的出口，但是出口的品种、档次还是在中低端层次，还在发展中国家。跟国外发达国家的车子是不能相比的。我们老是处于这样的状况的话也会越走越窄，而不是越走越宽。有的是企业自己出口，或者是代理出口，或者到海外办厂，这些形式都很好、都应该去做。特别是外贸出口，一说有几百家出口，出口一辆也说是出口，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海外市场的应变能力要提升。

　　营销方面，厂家也好，特别是经销商，还有一些串联的经销个体户，我在你这里买可以便宜几百块钱等等，我觉得这个很不规范，容易误导。或者说他的营销行为说的重一点是唯利是图，服务不到位，像这种现象要加以改善或者防止。这个事情靠谁？还是靠车厂、我的品牌、我的实力，做好了的话就不会为了省几个钱去找这些个体户。还不叫经销商，有的没有注册、没有资金，说白了就是有关系，“二传手”。

　　当前国家中央提出来提升信心的措施也好、目标也好，这些重大举措对汽车产业都是利好的政策，是带有深远意义的，并不是眼前的问题，要比较长远地来看。有这些政府举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消费者的信心，提升市场销量，同时培育汽车产业的成长。

　　另外是从强化行业管理的角度考虑。更好地用好政策，使政策的扶持能够很好到位，同时对部门间的管理、对产业的管理，有的人老说“多头管理”，现在历史形成这样的情况，一定要说“多头”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一下子改变不了，怎么办呢？要更好地协调、监督规范。同时在协调规范中改革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和办法。

　　因为你讲不合理，也可能是合理的。在过去国务院制订的“三定政策”也好，过去规定的制度也好，有这样的理由来做这件事情，部门间可能不协调，碰头了，这样只好改了。

　　作为企业本身来说首先是挖潜力增长。现在企业的潜力是有的，大家都在拼命地扩能，采取措施，技术也在进步。再一个是减本增效，这也是可以的，让利于用户。当然按照用户的心态来说，买的越便宜越好，关键不是那么回事。还有就是要拓宽营销渠道，服务到位，用户受惠。

　　拓宽营销方面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大家的产品都在延伸，现在13亿人口，产量尽管到了一千万辆，特别是乘用轿车来说更多是在大中城市、发达地区，或者是中高端的收入人群，按13亿人口来比差异太大了。按照原来的算法9亿在农村，4亿在城镇，现在有2亿农民在城里打工，这一大块谁来解决呢？现在说汽车下乡。我们可以看到农用车并轨以后，这几年仍然是每年产销200万辆规模的四轮货车、三轮汽车，还有一部分摩托车，这是最实惠、最实用的。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农用汽车、柴油汽车，由于种种因素，包括政策的因素、产品因素、服务因素等等不是很成功，首当其冲的可能还是价格问题。我们的汽车要做到像农用四轮货车那样几万块钱实在是不容易的。

　　企业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过多投入扩能，现在有争议的产能问题过剩不过剩，有的说不过剩，有的说过剩了，当然国家部门更关注这个问题，应该说过剩不过剩是按照具体企业集团和它的产品来说的，不能简单说过剩不过剩。大家应该听得进去这句话，很具体地来衡量自己是不是过剩。我想现在应该是更好地来思考这个问题了。再往下走的话，说的不好听可能会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现在不光是产能过剩，我觉得我们研发投入跟试验投入也要注意。现在为了壮大自己，在研发投入上提高了，尽管比例还很小，或者还不够，包括试验装备上，大家都去搞一套，这跟结构调整也有关系了。从产品开发就不合在一起，必然研发投入、试验人员都造成了(浪费)，各搞各的。学校研究部门一般搞的是基础理论，工厂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产业化的东西，有一段距离。大家能不能集中一点集成创新呢？

　　假如说刚才想到的这些问题我们能够做的更好一点，我想年均增长10%就可以达到。不管政策怎么样，我们自己还做不好，或者按照总书记说的话“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假如说自己的事情做不好恐怕也很难实现。所以说这个目标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还要非常努力地去拼搏、去做好自己的事情才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