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里：

　　如果讲到吉利现象，我觉得首先要讲到这个吉利的环境，前一段时间我们做一个调研的时候，我从北到南看了浙江的一些汽车企业和零部件企业，我感觉到浙江这样一片沃土、这样一个环境造就了产生这样一个企业的基本原因，浙江的土地很狭窄，我们省发给我们的通知说浙江发展很快，土地控制发展很快，甚至已经到了每一块土地的使用都已经上升到省规划部门了，所以浙江的土地是很紧张的。因此在浙江这块地方，在很早以前就知道了要依靠其他方式来解决它没有土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浙江人一定要发展一定要生存的愿望迫使他们产生了很强的个性，不光是在吉利身上，从北到南有很多这样浙江发展起来的企业。

　　第二个特点就是在浙江里面有一个很独特的融资方式，这种方式是长久以来就有的，一家有难，多家帮助，从国内到国外都也，这种制度的建立，取决于他们的祖辈和父辈对他们本土人的信任，在浙江里面有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就是浙江自古就有一个很传统、原始的信誉体系，而且这个体系很牢固，我现在发现他们很多民营企业里面这种机制都很独特，大家如果觉得你这个人值得信任，这个项目很有希望，这个钱绝对会很自然地打到你的项目里面，这个人也不会拿着这个钱就不负责地去干别的，而且一旦他赚了钱就会立刻很公平地把这个利润分配出去。

　　吉利之所以能这么好地发展起来，我觉得一定是要有这么一个环境，而且也要有这么一个很古朴的渠道，虽然这个渠道也在被我们的金融界批评，但是这个渠道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在吉利发展的过程中是因为他有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是在浙江省，而不是在其他的省份。

　　另外我还要为我们非常顽固的行政机构大家提了很多意见了，我要做两句解释。说对李书福同志长期是压制的，但是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的一个准则就是要有国务院的命令就要办，有领导的指示就要按照领导的指示办，自己是没有意见的。包括一直到了2001年、2002年的时候，国务院当时发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就是严格控制所有轿车项目，一定要国务院批准，但是我要提起一个同志，张晓云同志，他也是很有勇气的，实际上大家也看到了，轿车价格高居不下，合资企业的进步非常慢，能不能放一些其他体制来解决一下当时一潭死水的局面，所谓“鲶鱼效应”把李书福作为一条鲶鱼放进去，看看能不能刺激一下当时的情况。当时作为放进去本身对象机械局也是有很大风险的，但是这件事情到了2001年为什么李书福你2001年能够做轿车了？我们要客观分析还是要提到我们的祖涛同志，他当时给江主席写了一句话。(陈祖涛：我当时说你要把整个体制上面那个弯拐过来。)

　　最后一个观点，包括奇瑞也好，吉利也好，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现在我们这些优势的企业也许没有被外国的列强压制住，但却有可能被我们一片赞好声中抨杀死，这个危险性是存在的，我们看吉利和奇瑞发展很好，但是他比每年投几百亿进去的大企业而言我们的路还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