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金霞
在当日下午进行的第二轮谈判中，一汽丰田汽车销售公司副总经理永江秀久在“关于RAV4召回汽车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下称“承诺书”)上代表丰田公司签字。
一汽丰田承诺：4月底前完成浙江所有RAV4问题汽车的召回维修工作，并保证维修质量；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提供上门召回服务；在召回维修阶段影响车主使用的，由经销店提供代步车供消费者使用；未交付的RAV4汽车，如果客户提出解约，将全额退还客户订金；依据浙江相关法律规定，同意对RAV4消费者给予补偿。
“闭门”谈判丰田低首
浙江经验恐难复制
在中国75552名丰田RAV4问题车型车主当中，浙江的七千多名消费者应该算是幸运的。
记者注意到，一汽丰田方面所承诺的内容与浙江方面提出的所有要求完全符合。至此，为本地消费者“出头”的浙江省工商局和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障委员会已基本“完胜”。
相关信息显示，3月14日，浙江省工商局和消费者权益保障委员会在国内率先以官方身份高调质疑丰田“中美有别”的召回态度，指责其召回举措“同声不同步、同病不同治、同损不同赔、同命不同权”，同时严正提出五条要求。3月22日，一汽丰田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松木秀明等人与浙江省工商局负责人在杭州开始首次谈判。在两轮“过招”过程中，一汽丰田方面均要求浙江方面有关人员着工作装出席，严防记者与消费者混入，以防再次出现3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道歉会”上出现车主维权“搅局”事件。
这份承诺书一经公布，社会各方对浙江消费者权益保障机构的赞誉之声鹊起，同时希望丰田同等对待中国其他省份相关车主的呼声不断高涨。
但回顾丰田方面在此事件中对中国消费者的态度，恐怕浙江取胜的经验难以在我国其他省份复制。
此前，丰田汽车社长丰田章男在北京道歉时表示，他要“按照市场所在国的法律来履行对消费者的义务和责任。”其潜台词被解读为：中国的法律没有规定的部分，丰田就可以不履行和美国同样的义务和责任，中国消费者休想从这一召回事件得到相应的补偿。
丰田在中国召回事件中流露出的“霸气”与我国在此方面的法律缺失直接相关。
自2004年12月30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布《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草案》(下称“汽车‘三包’”)征求意见至今，“三包”规定何时出台仍杳无音讯。但早在2000年，汽车已被纳入《浙江“三包”商品目录》，并规定其“三包”期限为“一年或1.5万公里”；《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36条同时规定，实行“三包”的大件商品，应当由经营者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的，经营者应当上门服务或者负责运送；经营者要求消费者运送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费、误工费、差旅费等合理费用。
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对汽车召回作出明确规定的法规，且是地方法规。
此次浙江省有关方面与丰田的交锋，也是国内官方机构唯一“对阵”汽车厂商的案例。分布在其他省市的68000多名RAV4问题车主能否获得浙江车主的同等待遇，仍是一桩悬案。
态度决定态势
丰田式“召回补偿”后患未除
“质量卓越”的丰田神话，在这场波及全球主要汽车市场的召回事件中破灭。而在中国，丰田“挤牙膏”式的“被迫补偿”事件也并未就此了结。
“其实消费者更在意的是厂商的态度是否真正诚信和公平。”北京车主许先生对本报记者表示，主动召回本应是厂商应尽的义务，处理得当会给品牌形象加分；但被迫召回、区别对待消费者，就会令人对这个品牌反感了。“跟欧美消费者相比，中国消费者一向很宽容，宁可少一事不愿多一事，一般就得过且过了。”
新浪网针对丰田中国召回事件的调查显示，在31万多名投票者中，表明“不会选择购买丰田汽车”者超过74%；有66%的网友认为这一事件致使“日本品牌产品受致命打击”。与此同时，在北京、上海等地车市，丰田涉案车型均大幅降价，但仍鲜有人问津。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丰田车主所获得的召回补偿也是通过“挤牙膏”的方式得来的，只是美国政府、协会、消费者联手“挤压”的力度够大而已。
“丰田式诚信博弈”也在这场召回事件中“窥斑知豹”。西方媒体报道显示，丰田仅在美国隐瞒安全隐患就长达6年。过去10年间，丰田美国公司在政府公关方面颇为努力，甚至直接买通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官员，致使前几年针对丰田安全隐患的调查不了了之。
去年7月份，丰田曾在内部会议上表示，基于该公司与美国政府谈判成功，可以减少召回部分问题汽车，具体涉及2007年9月生产的5.5万辆丰田凯美瑞和雷克萨斯ES350车型，此举为该公司节省了1亿多美元；基于成功游说美国政府分阶段实行汽车侧边安全气囊的安全管理规定，丰田节省了1.24亿美元和5万小时人力；由于成功游说美国政府推迟执行有关汽车门锁的更为严格的规定，丰田又节省了1100万美元。
以此为鉴，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在丰田召回事件中表现出的缄默或低调耐人寻味。每年从中国市场赚取超过10亿美元巨额利润的丰田，以中国相关法律规定缺失为借口，3月初对中国消费者表现出的“只有道歉，没有补偿”的态度犯了众怒，而其态度的转变是在浙江省工商局“出面”之后。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副秘书长崔东树曾就“浙江索赔”案例建议：“现在感觉各个地方应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提升自己的标准，毕竟国家标准是最低的底线，而不是最高的标准。”
其他省市的地方法规，能否弥补国家汽车召回规定的缺陷尚未可知，即便可行也尚需时日。当然并不排除这种可能：基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品牌危机，丰田将对其余的RAV4问题车主给予浙江消费者“同等待遇”。
但另一种结局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以非正常投入使媒体“选择性失语”，以美国式公关使相关机构“选择性失明”，以此“节省”补偿成本。当然，如果作此选择，丰田也需要寄希望于中国消费者“健忘”——从国人文化心理和历史经验来看，这并非没有可能。
在美国，丰田面临消费者大规模诉讼，可能付出天价赔偿；在中国，消费者能得到多少补偿呢(非赔偿)，不妨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