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们既建了新厂，同时也尽量利用了一汽的厂房，就是冲压厂房，本来是搞轻型车的。当时要求不能超过35亿投资，在这个前提下再做可研报告，等于前面的可研报告没用。

　　德国人同意把投资降下来，但是降到这种程度，他并不是很赞成。为了使这个项目能够成功，他要配合。所以，基本上这个可研报告是我们做的。做了之后，好几个英文翻译翻译成英文，让大众公司各个部门去审查，最后他都同意了。这是在建设上投资的问题，已经是1989年了。

　　这个过程相当复杂，批一个项目太难了。一方面耿厂长在国内，按照我们前期跟德国人做的方案，在国内改了改，按照35亿投资做了一版在国内汇报，因为各个部委都要知道，他自己亲自汇报，画了好多图，都铺在地上讲，一个一个部门去办。我们在国外跟德国人去整理，想办法让他同意这样的方案，去做这件事情。

　　可研报告完成以后，已经到了1989年11月份左右，当时吕福源是总经济师，他就领着队伍去搞商务谈判，我们有一个交接。这个交接确实也有一些困难，因为可研报告谈下来以后，开始遗留很多问题，他在工作上也有很大难度，整个商务谈判的难度也是很大。他大概从1989年11月份左右搞商务谈判，商务谈判的焦点就是CKD价格，CKD价格谈了很长时间。CKD价格谈到最后，矛盾就很大了，商务谈判几乎要陷入僵局，吵架吵得很厉害。可行性报告考虑投资，商务谈判主要考虑CKD价格，双方吵得很厉害，几乎没法谈下去。

　　到了1990年7月份，吕福源从狼堡发回来一份函件，说商务谈判没有办法进行下去，要决策到底是继续谈下去还是停了再找对象，到这种程度，矛盾很大。所以，1990年7月份，耿厂长带着我到狼堡，就谈遗留下来的问题，主要是CKD的价格问题。经我们计算得出的经济数据表明我们会亏损，而且，外汇也支付不了，当时外汇很紧张。这样的话，合资企业是无法经营的，结论摆在这儿。

　　我记得很清楚，我去的第一天晚上，到狼堡已经很晚了，耿厂长就召集谈判小组的人一起开会，当时的气氛，几乎在那儿的人都认为这个项目已经谈不下去了，都认为德国人没有什么合作诚意，最后搞下去这个项目没有什么希望，都是这么一种悲观态度。应该说当时耿厂长的态度还是很坚决的，我还是很佩服他，他就做工作。一方面做小组内部的工作，一方面做德国人的工作，使两方面再逐步靠拢。

　　到最后终于草签合同的那一天特别有意思，本来定的是7月20号左右，到柏林去草签。当时他们为了庆祝这件事，当时大众公司正在柏林开股东大会，因为大众公司是一个上市公司，股东很多，有大股东，有小股东，几千个股东，大概是五千个股东当时在柏林开会。

　　他们以为能草签，早上一早就过来了，开了一个大客过来，要想签字以后庆祝。所有参加谈判的人和他们的夫人都在这个车上，车开到狼堡来接我们去柏林。

　　我们这边对到底签还是不签，内部意见还有分歧，还在那儿争论。结果李文波就作为联络员，一会儿从车上过来问你们签不签、去不去，好了，好了，他就回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来问行不行，一会儿又回去了。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就不来问了，就把车开回去，我们这儿还没决定。

　　跟哈恩奇通了电话，哈恩说你无论如何要到柏林来，再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柏林解决，后来等他们思考再三，决定还到柏林去。最后去的时候，把我调过去，到大众本部去告诉李文波，我们觉得还是到柏林去为好，后来大客车又开到门口，夫人都进不去，因为知道没什么庆祝，都是他们的工作人员跟我们的谈判人员坐在车上，他们在前面，我们在后面，一路上什么话也不说，开到柏林。到了柏林以后，当天晚上还没有空接待我们，第二天早上在酒店见到他们。我们就在外面等他，一直等了3个多小时，就谈判CKD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