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10年里，燃油税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如今国际油价大跌，有关燃油税出台的讨论，因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最近一次吹风而骤然升温。

　　纯粹从技术角度考虑，目前的确是推出燃油税的好时机。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各方对燃油税的认同来看，燃油税改革的出台都水到渠成。

　　就燃油税而言，国际油价在低位时固然是一个出台的较佳时机，但这并不是决定其出台的关键因素。因为国际油价的涨跌我们是无法控制的，纵使推出燃油税时国际油价处于低位，谁能保证油价不涨回去呢？燃油税从1997年提出开始，这期间国际油价并非没有回落的时候，但还是一直拖到现在出不来。可见，制约燃油税出台的主要因素不在于外部的时机，而是各方的利益分配关系没有协调好。

　　事实也正是这样。从目前社会对燃油税的讨论来看，虽然舆论对改革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但对改革的方案分歧却很大。比如，是采取定额征收还是采取定率征税？若定率征税，税率又是多少？再如，费改税后，目前养路部门的几十万职工又如何安置？在这些问题上，要两个利益诉求不一致的人取得一致的意见，很难。

　　总的来说，燃油税涉及到的利益关系主要包括：财政和交通部门、中央和地方、消费者和政府。如果燃油税开征，收费(税)权力就从目前的交通部门转移到了财政税务部门，除了交通部门的几十万员工需要妥善安置外，现在的路桥收费是由各个省份的公路监管部门收取，收费所得中相当一部分要归入地方政府；一些地方路桥由企业、个人投资兴建，燃油税改革后，这笔钱将上缴国家财政，然后再从中划转一部分到交通部门用于修路、养路，这样可能就会影响地方政府利益。至于税率，有专家称，按照目前养路费水平、汽油价格等因素，税率在30%以下比较适宜。但是，有车一族、政府部门会同意这个税率吗？可以说，如何来平衡不同部门、行业和群体的利益，对立法者是个考验。

　　有鉴于此，我认为不妨将燃油税开征作为法律博弈的样本。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利益博弈从过去的经济和政策层面延升到了法律层面，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而我们过去制定的许多法律和制度，却是在利益主体发育不明显的情况下，由少数相关部门代为制定，它体现的只是这些部门的意志，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被忽略了。这就是部门立法的弊端，因为它没有经过相关行为主体充分的利益博弈，也就很难谈得上公正。

　　我之所以主张把燃油税开征作为法律博弈的样本，一是牵涉的利益群体广泛；二是燃油税改革提出10多年来，随着人们权益意识的觉醒，公众在此问题上的参与已经比较深；三是博弈的技术手段也已经具备，像网络的运用以及听证会等，都为人们的博弈提供了很好的手段。在不同利益群体充分博弈的基础上，再由全国人大选择一种合乎社会多数人利益的燃油税征收方案。

　　就此而言，我不赞成燃油税为赶一个好时机而匆忙推出来。如果燃油税的开征能成为今后法律博弈的样本，再晚一点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