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客车合资企业的诞生过程。即使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也算不错的合作：重庆市客车总厂利用泰方的投入修建工厂，每年还可以坐收不菲的租金；泰方则节省了一笔固定资产投入。

　　但这又是从开始就在决策上犯下致命错误的合资：相隔不远的新厂和老厂同时生产同档次客车，在抢夺市场时必然会造成恶性竞争关系——但在双方都被改革热潮冲昏头脑的背景下，谁都不可能去关注这个问题。

　　一切都湮灭在暂时的繁华中。新工厂的效率也很惊人，从搬迁开始，到第一辆车下线，只用了18天。在随后两年多，新工厂的客车销量达到3000辆，远远地把老厂以及其他竞争对手甩在身后。

　　恰在此时，泰国商人又犯了个决策错误：他看到在中国挣钱很快，便决定抛开财团的其他伙伴独干。没想到，形势很快急转直下，1993年中国整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尤其是工业下滑严重。

　　泰国商人很快就发现资金周转吃力，他欠客车总厂的租金越来越多，客车总厂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同时关于泰国商人资金链断裂的谣言开始在重庆流传，引发众多争议，其中不乏国有资产流失等敏感字眼。在经过几年官司之战后，不堪重负的泰国商人溜之大吉。曾经辉煌一时的重庆泰龙客车走到崩溃边缘。

　　1995年11月被调回重庆市公用事业局科技处的邓平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拨前去找他的重庆泰龙客车员工：一夜之间他们都成了无业游民，工厂无人管理，也不生产。回老厂吧，老厂不接收。老厂说，“你们已是泰龙职工，跟我们没关系。”

　　现任恒通客车常务副总的唐乾栋对那段日子刻骨铭心。他带着一帮工人在新厂卖积压的几十辆旧车，卖完后给大家发点生活费。更多时候，连生活费也发不出来。直到1996年底，重庆市政府决定收回重庆泰龙客车厂，所有职工重回总厂。

　　但新老厂已积怨重重，打架滋事时有发生。1997年年初，邓平接到再去重庆市客车总厂担任厂长的调令。

　　邓平并不愿意回去收拾这个烂摊子。但在领导的“多次相请”下，他表示了服从。时任公用事业局的局长找他谈话，表示支持他回去，就是“有些担心”。邓平拍拍胸脯笑着说：“不用担心，95%的职工都会欢迎我回去。”

　　直到现在，邓平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熬”过那些日子的。回去时，重庆市客车总厂账面上只有220万元，职工倒有1700人，企业吃了上顿没下顿，前途一片迷茫。

　　这220万元也不能乱动——供应科长处长告诉他，迫在眉睫的是要购买东风底盘，这将花掉200万元。

　　买，还是不买？邓平陷入两难境地：如果买，付了200万元后，1700人只有20万元怎么过？如果不买，没有底盘就没法生产，企业将无以为继——已做好心理准备打场硬战的邓平没想到现实会如此糟糕，显然，给他做思想工作的局长隐藏了这一点。

　　剩下的办法只有一个——邓平找来总工程师宋俊，让他到东风底盘厂做工作：先发底盘，缓一个月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