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

　　2008年1月12日

　　口述者：耿昭杰

　　采访者：李安定

　　耿昭杰：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工作简历: 1954-1961年 一汽设备处、工艺处、机械处、修造厂技术员 1961-1981年 一汽党委办公室调研室干事、副组长 1981-1983年 一汽副厂长兼长春汽车研究所所长 1983-1985年 一汽党委副书记 1985-1992年 一汽厂长、解放汽车工业企业联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199-2现在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董事长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 兼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党委书记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给了中国汽车业发展的两个启示：一是明白了没有轿车的汽车工业是跛足的；二是明白了引进合资是迅速缩短与全球汽车工业巨大差距的捷径。

　　耿昭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一汽厂长，他不是一个“唯上”的执行者，而以一种战略家的眼光，把恢复红旗轿车生产，继而建立一个达到经济规模和世界水平的轿车厂作为自己和一汽的内定目标。一汽在80年代末引进奥迪技术，进而建立一汽大众合资公司，是他和他的团队，精通政治、擅用谋略、在转瞬即逝的机遇面前当机立断等一系列个人和企业智慧运用的结果。

　　笔者自上世纪80年代起多次采访耿昭杰厂长。在因身体和其他原因，耿厂长近年谢绝媒体采访。近日笔者到长春耿厂长家中看望，作为老朋友叙旧，耿厂长和笔者回忆起一汽与大众合资的曲折故事：

　　耿昭杰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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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汽力争恢复红旗轿车生产，用轻型车掩护上轿车的思路始于1984年。当时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专门研究给一汽、二汽放权的事。在这之前，中央有一个改革精神，支持一汽、二汽脱离中汽公司，办成计划单列的实体。当然一汽二汽特别高兴。在这次会议上同时也研究了一汽20万辆的规划问题。

　　当时我兼汽研所所长，每到有什么大事情的时候，总厂就要把我拽去搞一些战略性的文件。因此84年北戴河会议以前，我到总厂参与编写规划和北戴河会议汇报的材料。

　　一汽编出来了一个年产20万辆的规划，其中卡车10万辆，是指中型卡车，轻型车是7万辆，重型卡车2万辆，还有2万辆的中高级轿车。这是我们第一次把中高级轿车编到20万辆的规划中去。但汇报的时候，2万辆中高级轿车就说轿车两万辆。当时的国务院领导明确表示，一汽的红旗轿车不要再搞了，成本高，质量又不好，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图那个虚名。中央领导人要坐高级轿车，到国外买几辆就行了。实事求是，讲得非常明确。

　　一方面我们很高兴中央放权，另外一方面，对一汽上轿车。应该是全否了，那位国务院领导说你们近期不要发展高级轿车，要搞就搞经济型轿车，例如，搞出租汽车，搞那些知识分子能用的车就行了。他是主张汽车工业大发展的，但是他不主张搞高级轿车，特别是红旗那样华贵的高级轿车。他同意干大众汽一带个“高”字就不同意。其他领导也赞同他的意见。这样，我们的规划就不得不修改，没敢把轿车放进去。修改成了：卡车(中型车)十万辆，轻型车十万辆，重卡一万辆。就变成了21万辆这样的规划。

　　回来以后一汽就没再提搞轿车了，当时我们仍然不死心，把轿车藏在轻型车的规划里，很快上级就批了。于是，我们就借着上轻型车的机会，在二厂征了一大片地，一共323公顷。就是后来一汽大众的厂区。那个时候我还经常领着我的孩子到那片地里去看，抓青蛙，告诉孩子们，这就是未来现代化轿车的生产基地。我记得一位新华社的记者给我拍了一幅照片，叫做《耿厂长走在轻轿阵地上》，是一个下雪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