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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美国回到北京工作，已经断断续续差不多有两三年的时间了，从刚开始回来那阵，每次坐出租车的时候，见到车边擦身而过的行人和自行车就心惊胆战，到现在终于下决心自己也敢于开车，着实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今年十一期间买了新车之后，有同事在网上问我有几年驾龄了，我说超过13年了，他竟然沉默了许久，终于问：你打错了吧？最近坐过我的车的很多人，见识了我开车的水平之后，纷纷开始忧国忧民起来，陆续通过各种方式告诉我一些在国内开车的注意事项，使我获益匪浅。反思我自己，我即不懂车，车前盖里的东西基本都不认识，车技也实在甚差，以至于在美国的时候后面几年只能靠开SUV来遮掩这个缺点，压个马路牙子撞个灌木丛什么的才可以被忽略不计。总而言之，好像我对关心我的朋友们做不了什么贡献，有些不好意思，我想就把我在美国十年前经历的一起车祸的过程给大家进行一下描述吧。万一对今后可能去美国开车的读者有点用呢。要是觉得没用，就当是脑筋休息好了。

　　1994年7月21日，下午五点多，刚刚下完一场大雷阵雨。我和老公为了迎接即将来探亲的公公婆婆，在家里打扫了一整天的卫生，窗明几净之后，就由老公掌舵，驱车去十几英里之外的一家中国餐馆吃晚饭。我们的车顺着康涅狄格大道从华盛顿向北进入马里兰州，尽管是高峰时期，出城的车辆很多，但是由于这是一条主干线，单向三条车道，车速基本上还是在每小时八十公里左右。快走近一个比较大的路口的时候，我们发现前面的车都在急刹车，老公手疾眼快，也把我们的车，一辆红色四门的Honda Civic停住了。正在我纳闷为什么前方会突然停车的时候，就听“咚，咚、咚”三声，根本就来不及做出任何的反映，我们被后面的车追尾了。

　　我沉着冷静的从车上找到我的保险单和备用的纸笔，一边根据别人教我的嘱咐我老公千万别说Sorry，一边以最快的速度下了车，出去看情况。原来，当我们的车停下后，我们后面的一辆蓝色的马自达小跑车也停了下来，车上只有一个穿着西装的小伙子，一看就是从城里刚刚下班的。他的后面是一辆红色的更小的跑车，我都不记得是什么车的，反正是很新很矮很招眼的一种，里面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女孩。那个小女孩根本就没注意到前面的紧急停车，基本是全速的冲过来，撞上马自达，马自达撞了我们，我们又撞了前面的一辆丰田的大吉普。因为都是保险杠和保险杠相撞，后面两辆车从外表看都没有任何问题，我的车后面也没问题，但是前保险杠几乎要钻到大吉普的保险杠下面去了，所幸看不出有什么破损。由于前面的所有的车依然还停着，我就先去找吉普司机，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撞了他，我跟他说了以后，他下来看了看他的车，什么话也没说，回到车上，一会儿就开走了。当时我就想，还是吉普厉害啊，以后说什么也要开吉普。(那时还不时兴叫SUV)

　　接下来我走到后面，去抄写后面车的车牌号和他们的保险资料。突然之间我觉得天旋地转，控制不住自己的想往地上坐。我叫我老公，说我头好晕，他把我搀扶到路边，他继续去抄写保险资料，我紧紧的抱着一棵湿漉漉的树，靠臂力坚持不让自己倒下，但是头晕极了。这时前面的车开始动起来了，由于中间车道的我们这三辆车不能走，使得后面整个大街发生了比高峰期更加严重的堵塞。最右线有一个人从他的车上跳下来，高喊：“我是下了班的警察，目击了刚才的事故，已经叫了九一一，现在你们三个把车开到路边来。”等他们把车都开过来之后，他和我老公一起把我架到车里，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

　　车祸发生五分钟之后，三辆消防车和一辆救护车就响着警报开过来了。在美国，一般来说，最早来到事故现场的往往是消防车而不一定是救护车，另外，就紧急救治和处理的设备和能力来说，消防车还要略胜一筹。车祸中三辆车只有我一个人感觉不适，有两辆消防车就立刻离开了。剩下的那辆车上的消防队员迅速的跑过来，先用硬塑料颈托把我的脖子托住，然后拿一个硬板放到我的身后，与颈托一起牢牢的把我的颈椎部分固定的一动不能动，固定的如此结实，以至于到了医院给我松绑之后，我的颌骨部位都被勒的发紫了。消防队员还把一个直径一尺多点，类似国内大餐桌的转盘似的东西垫在我的屁股底下，然后扶着我轻轻一转，就把我从脸向车头转向了脸向车外，然后他们就轻松的把我抬上了担架，送到救护车上，由救护车把我送往附近的市郊医院。

　　我当时心里对发生的事情非常的清楚，一点也不糊涂，可是就是全身不由自主的在发抖。救护车上的护士不停的和我说话，告诉我不要害怕，很快就要到医院了。我心里这个急啊，直想跟她说，我不紧张，不害怕，真的不害怕，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发抖而已。不过我确实在浑身发抖，所以知道说了她也一定不信，好在医院不远，几分钟就到了，懒的和她计较。老公开着我家的车在救护车后面跟着一路开到医院，然后停在急救室的门口，和躺在担架车上的我一起到了救护室。我还使劲的问：后面车的保险资料抄起了吗。他说都记好了。

　　急诊室的医生过来，问了一下情况，告诉我这是一个典型的double whiplash，就是脑袋象甩鞭子似的被甩了两遍。后面的车撞我的车时候，我的身体因为靠着座背，被推向前，头被向后甩了一下，后来我们的车撞到前面的车的时候，头又被向前甩了一下。这几辆车的司机因为他们手扶在方向盘上，受力要小一些。所以他们都没事。后来听说那个小伙子第二天还是去医院照了一个X光片，但是没有受伤。医生解释完，就说我需要照X光。他问我现在是不是在怀孕，我说我不确定。他问我觉得怎样，我说我觉得dizzy(晕，我那时候就会这么说晕)，他说你确定是dizzy？我说还有什么？他说还有vertigo，也是晕，但是不一样。Dizzy是脑子里好像空了那种晕，vertigo是头晕目眩，发转的那种晕。我说我不知道，躺着就好了，不能站着。他说那是vertigo，你再等一会儿，看看还晕不晕，如果不再晕了，你今天就可以先回家，明天去门诊验血测是否怀孕，然后再照X光。大约在急诊室躺了三个小时后，我不再发抖了，头也好了很多，就和我老公出院回家了。

　　回到家后，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教的研究生班上的一个学生。她叫Ann，40多岁，是商学院的MBA学生。有一次在我的答疑时间里单独给她讲题的时候，和她闲聊，得知她的男朋友是一个车祸律师。她告诉我发生在她身上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她开着车从购物中心出来，准备左转上主路的时候，没有仔细看右边来的车，被右边一辆正常行驶的车撞了，她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在踩刹车的时候，把右脚的脚腕子崴了。她通过别人认识了这个车祸律师，律师告诉她，这起车祸是她的全责，没什么说的，由她的保险公司来赔。但是与此同时，律师帮她把福特汽车公司告上法庭，告他们的刹车设计有重大缺陷，在紧急猛踩刹车的时候，会造成对脚腕子的伤害。后来福特公司和她庭外和解，赔了她一笔钱。她没说有多少钱，但是她说至少她在我们学校的MBA的学费和两年的生活费就等于是福特公司出的。我根据她的描述估计，应该在十万美元以上。假设福特公司继续把这个官司打下去，万一最终判定是福特的问题的话，福特就需要召回所有安装有这样刹车的福特汽车，进行无偿更换，那个成本要大的多，因此有很多类似的案件都是这样庭外和解的。她因为这起车祸人财两得，把律师发展成了她的男朋友。

　　我一回到家就给Ann打电话，要和她老公谈话，看他愿不愿意接手我的案子。他当然一口答应了，让我次日去他的律师事务所办理手续。

　　第二天，我和老公一起到了城里，找到他的事务所，在一个很气派的大楼里面，事务所也装修的很高级，估计他没少赚钱。曾经有过一个统计，说华盛顿市内，平均每14个人就有一个律师，估计他是比较牛的一个。昨天在电话里我已经把情况都介绍了，他就先递给我一份委托合同，然后给我解释：这起事故的完全责任是最后的那辆车的司机，那个小女孩，我是完全的受害者。所有我的损失，他会帮我计算，然后找那个小女孩的保险公司要钱，所有要来的钱他拿三分之一，剩下的支付医药费，然后就是我的了。后来我知道，基本上医药费也在三分之一左右。换句话说，律师希望我使劲的去看病，看病费用越多，显的我越痛苦，他也就能要更多得出钱，他赚的也就越多。我都听明白了以后，就签字。他马上叫他的助手拿着我们给他的后面车信息进行调查，帮我联系新的医生，同时给我们租了一辆车，以便在把我们的车送去修理厂的时候我们还有车开。所有的费用我们都不用担心，他都帮我们记在帐上。合同里说万一这个案子最后他给打输了，这些费用就是他出了。当然我们的案子不存在这种可能，主要是一个赔多少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车从外边看也看不出什么伤，但是修理厂检查了以后，不知怎么算了一下，说是估价1200美元。这笔钱律师是不要的，很快保险公司就赔给我们了，当然我们也没有去修。

　　过了一天，律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那个小女孩开的车是登记在她爸爸的名下的，她家住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富人区里(这不是律师的原话，他是用一种特别合法的方式说的，但是我一听就明白他说什么)，他的保险对于这种情况最多可以赔30万美元，超出的部分由他自己承担。然后律师就催我赶快去做各种检查。那是我确实已经有很多的不适了。在电脑面前坐半个小时，脖子就跟要断了似的剧痛；记忆力明显下降，甚至有的时候去给学生考试都忘了带考卷，我总觉得我比以前笨了。反正我确实是真的受伤了。

　　接下来的七八个月，我按照律师的安排，去了很多非常高级的诊所-看了每小时收费1500美元的神经专科医生，做了各种检查-CT，核磁共振，甚至还查了智商，接受了几乎美国所有的理疗方法-针灸、正骨、按摩、电磁波等等我都叫不出名字的方法。唯一没有听他的建议的，就是他让我请假不要去上班，这样我的工资会一分钱不少的补给我，甚至会补的更多，因为我缺乏这段时间的工作经验，会影响我今后的赚钱能力。我的苦衷在于那是我还没有美国绿卡，是非移民身份，如果不上班的话，就无法继续保持在美国的合法居留，所以我就按照医生说的，每天在脖子上带一个硬海绵的圈，架着脑袋使颈部尽量少受力，由于下巴被抬起来了，我就觉得我在以一种蔑视的姿势给学生们讲课。

　　后来，我实在是厌烦了东奔西跑的看病生活，95年3月，我对医生说，能不能结案啊，我跑不动了。律师检查了一下我的总费用，说可以了，但是要医生再查查看有没有留下终身的后患。经过检查，一个医生说我的脖子会很容易疲劳，一直需要保护。律师就把保险公司代表叫来，和我一起讨价还价。当然律师提的数字保险公司不愿意，你来我往几次以后，还找了一个负责调停的，作了最终的决定。由于我和律师签了代理协议，赔偿的钱先到了律师事务所，他留下三分之一，然后给那些和他全认识的医生哥们儿，就是给我看病的那些医生(我发现他们全都是戴的卡地亚的手表，有意思吗？)，和做理疗的哥们儿们，把我欠的医药费还了，最后到我手上的还真差不多就是三分之一。(我就不说多少钱了啊，隐私一下。不过离那个保险的上限还是挺远的，所以没有让那个小女孩的爸爸自掏腰包。)至此，这个车祸的处理就结束了。

　　这起听起来简单的车祸，是我在美国经历的第一次交通事故，从中我发现了保险公司、律师、医生、警察、修车厂、和司机之间这个完整的有机关系，就跟一个小社会似的，自圆其说的运转着，每一个细节都有它的道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责任和权利，都遵守着共同的游戏规则。相比之下，中国的保险公司、律师、医生、警察、修车厂、和司机之间也有一种关系，我除了需要提高开车水平之外，还需要从头开始，不断的学习这个新的规则，当然最好是不要亲历啦，希望大家继续帮助我，在此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