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全国召开科技工作会议，黑龙江介绍了“科技兴省”的规划和实施情况。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听了很高兴，给予充分肯定，并说要上报中央，提出“科技兴国”的口号。后来经过讨论和斟酌，改为“科教兴国”，这一国家战略写进了党和政府的工作报告。
第五篇：
“另类”省长不孤独
邵奇惠的人生中有两个极具反差的21年：当了21年的“反革命”，当了21年的省部长。然而，这两者的联系又如此地密不可分。长时期底层生活的磨砺，使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深深地渗透到了他的心灵之中，他的情怀和老百姓的情怀已融为一体。而这，成了他日后在领导岗位上始终不渝为老百姓谋取根本利益的那块厚重的基石。
这个厂长不简单
1962年戴着反革命“帽子”的邵奇惠走进了哈尔滨林机厂，当了一名车工。1982年6月10日林业部党组批准他担任林机厂厂长。这是一个刻在他心坎里的日子。可那天，他没有一点“荣升”的兴奋和激动，有的只是沉甸甸的责任和压力，想的是怎么不辜负工人兄弟的期望，怎么把工厂困难重重的局面尽快扭转过来。
20年跟着他们“摸爬滚打”，他深感工人是伟大的，又是很不容易的：勤劳、善良、纯朴，默默地承受着历史造成的各种灾难的后果，默默地为社会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又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只要吃饱穿暖，待业的子女能有份工作，住房条件能改善一些。作为厂长，怎能不竭尽全力为他们做事呢？
进入高层后，他农村跑得多，他对农民不熟悉，他要像熟悉工人一样尽快地熟悉农民。当省长没几年，全省69个县都跑遍了，90%以上的乡镇都去过。不是走马看花，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是，每个县起码要呆上3天，对这个县和农民的生活状况有基本的了解。
他下去不打招呼，不要陪同，直接到农民的家里，到他们劳作的田间地头，听他们无拘无束地倾诉。那些难以忘怀的场景给他留下深深印象的是，农民的生活比城里的工人还要艰难，要求还要低……每当此刻，他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他们受苦了，可他们没有放弃过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如果我们不能满怀感情地为他们着想，为他们办事，让他们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还有什么颜面说自己是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的干部呢？
“为了群众！”——这涌自心底、发自肺腑的4个字，理所当然地成了邵奇惠坚定的执政理念。
在宣布他当厂长的职工大会上，他说今年一半的时间已经过去，下半年要着重抓好3件事，第一，发动全厂职工团结奋斗，到年底扭亏为盈，把职工全年应得的奖金发下去；第二，盖起两栋住宅楼，明年春节前入住；第三，千方百计安置好待业青年，为大家解除后顾之忧。
有人问他治厂方针是什么？他说：“为了大家的利益，一个字：严！我在林机厂这么多年，大家待我不薄，我永远不会忘记。但干工作必须铁面无私。今后，诸位亲朋好友谁想到我这儿来开后门，请免开尊口。大家不要骂我当官不认人，如果实在想骂，就骂几句出出气，但不要拿工作撒气。”
有人怀疑他说大话，半年能做到这3件事吗？邵奇惠不是神仙，也没有三头六臂。他所做的就是把大家的心愿变成大家的行动。他把任务层层分解下去，让每个口的负责人都有责有权，干好奖励，干不好“滚蛋”，连他自己在内。对得罪人的事，对歪风邪气，他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地顶到最前面。对生活困难的职工，他到家嘘寒问暖，千方百计助一把力。而他一家4口，挤在一间房里，两个孩子夜夜睡行军床。
他的言行，大家都看在眼里，知道他在为大家尽心尽力，厂里的风气渐渐变了，大伙士气上来了。到年底，3项承诺全部兑现，工厂的面貌，职工的精神状态，为之一新。
心和百姓在一起
担任副省长不久，1988年秋收结束后，黑龙江农村流传开了“化肥要大幅度涨价，谁种粮谁吃亏”的说法，它像幽灵一样困扰着广大农民，他们在犹豫：明年的地还种不种了？
一位部门负责人急匆匆地来找邵奇惠：“黑龙江省粮食上交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农民不种地还了得！”邵奇惠反问：“农民种地得不到好处，那就了得？”
为了弄清情况，他带了几个人，一头扎进了农民中，和他们一起算投入产出账，得出的结论是：化肥价格达到1300元一吨，农民生产一公斤粮食就要赔8厘钱。而根据市场信息，1989年化肥价格将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他把调查的情况向省政府做了汇报，经过讨论，做出“全省化肥供应不减，价格不涨”的决定，稳定了人心。
这一决定意味着全省要从地方财政中拿出3600万元补到化肥差价上。在落实这个计划时，一位部门领导抱怨说：“照此办理，省政府机关干部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了。”邵奇惠说：“能给农民打白条子，干部的工资为何不能推迟一下发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心一定要和农民贴在一起！”这件事被记者写到了《黑龙江日报》上，在农民中引起热烈反响，他们纷纷来信发表感想，有位农民在信中说：“就冲省长这句话，没说的，干！”
他任齐齐哈尔市委书记的时候，只要在市里，没有紧要事，清晨6点来钟，便和司机小崔一起骑自行车出门，而且要求小崔每天带着走不同的路线。
一天雨后，他们走到德被胡同，因为下水道淤塞，这里成了“龙须沟”，家家户户忙着在门前叠坝防水。邵奇惠挽起裤腿，从这头走到那头，问怎么回事。老百姓不知道他是谁，开口就骂娘：“那帮当官的都死绝了，找谁谁不管！”
邵奇惠立即让通知城建局和区领导。对方问什么事？邵奇惠火了：“请你们从这头走到那头就知道了！”事情很快得到了解决。邵奇惠不放心，又到那里去看，见路面已经干爽才放下心来。他在干部会上说：“办事情不是说没有困难，只要急人民之所急，大家协调起来就解决了。要是扯起皮来，大家都有理，就是老百姓没有理。”“有些事情群众提了很长时间不办，我们说了几句话、批几个字你就办，办了我也不表扬你，恰恰相反，我要找找你的官僚主义，为什么只对领导负责不对老百姓负责！”
讲“硬话” 肃风气
有一天半夜，齐齐哈尔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市的“打狗案”：3个年轻人开着吉普车，拿着枪，冲进卧牛吐一带的村子，杀狗抢狗。农民闻讯阻止，他们竟鸣枪恫吓，叫嚷“老子的枪可没长眼睛！”然后携枪潜逃。
原来这些家伙“有背景”，出身“宦门”，又是市人大机关的司机，自恃“老子天下第一”，这种事他们不是干了一次两次了，可谁管得了？人们纷纷议论，说肯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果然，包庇的、说情的、作假证的纷至沓来。
邵奇惠到公安局听完汇报后，说：“怎么办？按国法党纪办，这是常识嘛。希望排除一切阻力，彻底查清，公开处理，以平民愤。”接着，他到市人大，请他们支持和配合。很快，3名罪犯被判刑，市人大行政处长被撤职，擅自出借手枪的市人大保卫科长被撤职和拘留。
邵奇惠在干部会上郑重宣布：今后下属单位出问题，都必须追究领导责任，一般问题至少上查一级，情节严重的要上查两级或者更多。有些问题是市领导造成的，同样要追究责任，包括我在内。总之，出了问题就要找你！
他还说：“有些班子的软弱涣散，有些干部的不正之风，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市委过问的时候，有的人还直梗脖子。我们要问，还有什么党管不了的特殊部门和特殊干部吗？如果有，那么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把他从这个特殊部门拿下来，把他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打狗案”的处理和邵奇惠的“硬话”，博得干部群众纷纷叫好。
他对铺张虚浮的接待之风的整肃，也颇得群众赞赏。1989年7月下旬，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出访莫斯科返回，取道绥芬河回国，对三江平原的开发进行考察。正在检查防汛的邵奇惠安排在853农场与宋健会合，汇报工作；同时提出接待从简，吃份饭。可下面没按他的意见办。
宋健一行10人乘坐的面包车考察途中，地方、农场迎送的人员和车辆不断加入，浩浩荡荡的；就餐也七碗八碟，人数超过80人，说是领导来了不陪同，是对领导不尊重。
邵奇惠知道后火了：“这像话吗？这么闹闹哄哄的怎么考察？”他说：“上面一来人，下面就前呼后拥，这是个扫帚没扫到的角落，要用铁扫帚好好扫一扫。”他要来名单，一番“大砍大涮”，连自己的秘书也砍下去了，接待人员降至14人，伙食吃份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