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奇惠深知，作为一省之长，主要精力要放在宏观决策上。共和国建设史上决策失误的沉痛教训，自己走上领导岗位后的深切感受，使他对决策充满敬畏之情。他认识到，宏观决策是一个科学活动的过程，因此要遵守科学活动的一般规律，做到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宏观决策的对象通常是一个跨学科、多参量的复杂系统，需要有多门类的专门人才参加，因此要民主化；宏观决策的影响面广，因此要提高决策的透明度。总之，要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有科学依据、有制度保证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决策的正确性。
省政府有一个由277名各方面专家组成的“科学经济顾问委员会”。由于他们分散在各个单位，都很忙，因此活动开展的不多。邵奇惠知道后直叹息：“太可惜了，这是一个宝库，是我们须臾不可离开的外脑！”他上任后的第一个会，是把这些高参请来座谈，听取他们对“发展”的意见。
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专门指示为“科顾委”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以便提供“组织保证、制度保证和后勤保障”。省里各方面的情况和政府正在考虑的问题向他们和盘托出；经常组织召开各种专题研讨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建立通畅的意见反馈和交流渠道等等。
“科顾委”很快活跃了起来。邵奇惠是深黯知识分子“秉性”的，“你不理他，他不会理你，你尊重他，他非常愿意、也非常高兴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社会”。他很“倚重”他们，“因为只有知识分子才知道自己最缺的是知识，担任领导的知识分子最需要的是要有谦虚的态度，认识到世界有多么地博大精深，而自己不是全能的，要用方方面面的知识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见识，以提高自己的科学认知能力和科学决策能力”。
他常对他们说：“你们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尽管直言不讳地说，尤其是不同意见，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因为没有不同意见，在决策时常常无法选择。以往只对一种方案进行表决，决策水平肯定不会高。”
邵奇惠还让“科顾委”帮助起草了《黑龙江省政府关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规定》，规定明确：省政府在制定关系全局的重大政策措施时，没有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不决策；没有经过认定的、权威的科技和经济咨询机构组织专家认证不决策；没有征得有关部门和地市县意见不决策；没有两种以上对比方案不决策；没有经过领导班子集体讨论不决策。省政府还制定了加强和省人大、省政协及各民主党派工作联系的制度……
1989年，依据黑龙江省和苏联有3040公里边境线的优势而实施的“南联北开，全方位开放”的战略决策，就是省委、省政府经过这样的科学民主程序制定出来的。
黑龙江省这条漫长的中苏边境线，有过甜蜜安宁的时期，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这里呈现出的是“冰封”、“对峙”、甚至军事冲突的状态，曾经相互往来的口岸地区成了“神经末梢”，成了封闭的“死胡同”，成了黑龙江经济发展最迟缓的一片土地。
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这里考察，全国改革开放的热潮和这里死气沉沉的状况，形成了强烈反差。他说，你们下面不要管上面的事，你们主动和对面接触，和苏联人民搞友谊，两国人民的友谊有深厚的基础，友谊的威力比原子弹大，和他们做买卖，搞边境贸易，互通有无，发展经济，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
边境地区的干部群众听了有豁然开朗之感，他们试探着和对方联络，门路一点点地打开了。但仅是两边边境区域的往来，小打小闹，有局限性，文章做不大。黑龙江省这条边境线，不仅是黑龙江的，也是全国的，怎样把它放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中来部署，放在苏联、东欧国家这片广袤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量，形成中国向北开放的新门户，通向东北亚贸易的新通道，同时也作为黑龙江省破除封闭保守、融入全国发展潮流的重大机遇来把握——邵奇惠和省里的其他领导在深深地思虑着。
外“结”苏联
知易行难。苏联没有搞改革开放，光我们积极，那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如何促动他们，尤其是他们的上层，使两边的步子协同起来？两边的外汇都紧缺，这意味着如果贸易要有大的发展，除了传统的“以货易货”外，必须创新形式，这就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突破条条框框的束缚，要取得国家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怎样搭建一个服务大平台，让全国各地的客商到黑龙江来和苏联、东欧地区国家做生意？光靠黑龙江自己是不行的，不仅做不大，也不可能持续……
有难度，但战略方向是对头的。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邵奇惠带了一队人马，开始了“可行性调研”。他到经贸部汇报，得到认可，认为黑龙江的想法是务实的，在苏联、东欧国家现汇少的情况下，不能机械地、硬性地套用和西方国家做生意的现汇贸易模式，允许探索和创新灵活多样的贸易方式。
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也鼓励黑龙江打开北大门，国家虽然没有这方面的政策，黑龙江可以大胆试，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也促进黑龙江的振兴。
经济先行一步的南方省市尽管对苏联、东欧国家市场不熟悉，但头脑灵活观念新，认为只要开放就会有商机，表示一定会积极参与到黑龙江“南联北开”的行动中来。在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考察广交会的过程中，邵奇惠萌生了在哈尔滨也搭建一个类似平台的想法，形成南北呼应、贸易对象和形式各异又优势互补的格局，这不仅对黑龙江，对推进全国经济的发展都会有积极意义。
看来，国内的问题不大，苏联那边的情况怎么样？邵奇惠的“可行性调研”延伸到了苏联。他率领的黑龙江省政府访苏代表团，从与黑龙江毗邻的苏联边境城市起程一直到首都莫斯科，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一路走，一路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宣传中苏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宣传黑龙江省的优势和与苏联互通有无、互利互惠开展贸易的诚意。
他还走进苏联老百姓的家里，看他们的生活情况，注意冰箱里有什么，缺什么，询问需要什么；到工厂参观，看他们的生产水平和产品的质量；进商店浏览，观察商品的种类和顾客的喜好……这无疑刮起了一股中国风，令苏联朋友感到新鲜，也感受到了“刺激”和压力，先行一步的昔日贫穷近邻的变化，使他们有“坐不住”的感觉，有“变革”的要求，有和黑龙江协调同步的愿望。是啊，谁不想把国家建设好，谁不想过上好日子呢？他们欢迎黑龙江“北开”，纷纷表示要向莫斯科最高层反映。
就这样，在摸清各方面底数的基础上，黑龙江省拉开了“南联北开，全方位开放”的大幕。上演的重头戏，便是1990年6月6日到15日在哈尔滨举办的对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贸易洽谈会。
这是我国首次举办这样的洽谈会。苏联外经贸部副部长率团到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捷克和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波兰、匈亚利等12个国家的官方代表团，国内30个省市代表团以及民间经贸界人士八千余人云集一堂，热闹非凡。
中外客商虽初次相见，但“互补性强”的吸引力，使彼此很快成了朋友，洽谈活跃，多种实际有效的贸易形式如来料加工、去料加工、直接补偿贸易、间接补偿贸易、综合补偿贸易、记账易货、现汇易货、三角贸易被创造和运用，成交合同金额达18亿瑞士法郎，大大出乎预料——我国对苏联、东贸国家贸易的崭新一页就此翻开。
冲出“死胡同”
令邵奇惠欣喜的，还有另一个收获，就是开放的热潮对黑龙江人观念更新所起的促进作用。南方的客商就像送上门来的老师，他们的市场意识、合作意识、既精于算计又落落大方做生意的方式方法和注重建立长期贸易伙伴的理念，都给黑龙江参展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在产品质量、新产品开发和新技术、新设计、新工艺、新包装运用等方面，也让黑龙江同行开了眼界，万余名企业负责人和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到洽谈会会场同兄弟省市的产品进行“对标”，商谈合作，极大增强了调整产品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动力。邵奇惠说：“这比我们开多少次会、发多少份文件都管用。”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插曲”，一家外省参展商和外商谈成了一个合作项目，被黑龙江一家企业利用“天时地利”抢了过来。邵奇惠知道后，不仅没有“胳膊肘儿往里拐”，而是相反，立即冒雨赶到外省客商住地，向人家赔礼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