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上海车展上，上汽集团董事长胡茂元就针对上汽荣威和南汽名爵有无合作可能时的表态是：“我作为上汽集团的法人代表很认真地告诉大家，我们希望联合。”这也是上汽和南汽在收购MGRover后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作为长三角的两块产业集群中心，再一次有了联合的可能。

　　问题和主义

　　不论是上汽提出的第四条道路，还是南汽提出的第三条道路，通过本次车展，让人们看到了交汇的可能。而作为长三角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自主汽车品牌，两个企业都加大了各自在“理论”方面的渲染。

　　车展期间，胡茂元再次就近日上汽荣威和南汽名爵之间竞争关系，以及合作可能性而宣讲其第4条道路。事实上，早在4年前，“4条道路说”就已经成熟，在这一理论中，胡茂元总结出了打造自主品牌的4条路径：完全依靠自身发展；收购国外企业合作生产；深化战略合作合资生产以及合资企业创建自主品牌。

　　为此，南汽同样摆出了自己的理论成果。提出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而这条第三条路，和上汽所提出的第二条道路，实际上是相同的理念。为此，胡茂元说：“我们两家汽车企业想的都是同样的一条路，应该说我们是志同道合的。”在胡茂元看来，上汽和南汽唯一的不同“仅仅是在收购罗孚资产的时候，是不同的投标者”。

　　有分析人士指出，所谓上汽和南汽的分歧，实际上就是主义相同，而问题不同。因此，在产业带的带动下，只要克服两者间的地方行政障碍，就能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

　　南汽的坚持

　　围绕大长三角经济区，上汽和南汽都看到了整合后不论从物流还是零部件配套方面所产生的实惠。而在同样经济背景下，两者的联合甚至合作也并不缺乏先例。此前上汽和南汽曾共同建立过华东泰西铸造的项目，目前也是满产满销。

　　胡茂元分析：“上汽和南汽都有相当的国有成分，国有资产的运作应该更加高效。国家有关部门，汽车行业的很多老领导，以及媒体界的朋友们，和我们两大公司广大职工都希望能够走联合高效的道路。我们希望联合，就是为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为了国有资产的高效运作，这对中国汽车工业有益，对消费者有益，国家也是非常支持这样的联合。”胡茂元非常明确的表示同意此前有媒体就上汽荣威和南汽名爵之间的关系指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对于上汽的“红线”加“绣球”，南汽并没有表示反对，但从其表态来看，仍在坚持自己的第三种发展模式。

　　南汽名爵总经理张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南汽将坚定不移的走第三条道路，欢迎任何支持MG名爵的合作伙伴。”张欣表示，只有先支持理解，再有合作的可能，“我们对MG名爵项目充满信心。”事实上，这两个长三角最大的汽车国有企业都在寻求新的出路，但是两者的处境却大相径庭。有业内人士分析：“上汽是一个地方企业，合资起家；南汽是中央企业，饶斌当过老总，中国的三汽，虽然有些落后了，但底子还是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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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汽：借名爵重生

　　南汽董事长王浩良曾表示要向奇瑞学习，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耀也一直对外声称南汽是奇瑞的好邻居。

　　南汽谋求更大程度发展，MG名爵项目无疑是一大关键点，这将决定南汽最终能不能突破瓶颈做大规模的一个大板块，而其他各个板块则是盘活资产，细化管理市场化运作。

　　“南汽为什么要向奇瑞学习？学的就是新型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南汽是要借名爵这个项目改变南汽现在体制老化的状态。”外人很难想象当南汽决定收购MGRover的时候，其意志力和坚决程度。那时很多人忽视了南汽的力量，忽视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不仅是南京市，整个江苏省都对于南汽寄予厚望。

　　2002年，南汽实施债转股，并从中央划归地方；2003年，为了振兴南汽，江苏省对其增资扩股。2004年元旦，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视察南汽，他对当时的南汽董事长黄小平说：“你们要是现在这个发展速度，我是根本不同意把江苏汽车建在你南汽！”在政府鼓励下，黄小平启动了对MG罗孚的收购。

　　有了MGRover的剩余资产，王浩良就有了改革南汽的平台。

　　上汽：经典的延续

　　合资二十年，不但使上汽建立了完整的配套体系，也学会了国际化的眼光和手段，同时认识到了合资的局限性。

　　2004年4月份，上海汽车(SH.600104)股东大会上，胡茂元表示，上汽在制造领域已经达到世界级水平，但整车设计开发上却存在相当差距。

　　此后，上汽制定了三大战略目标：2007年实现年产汽车100万辆、跻身世界500强、开发自主品牌汽车5万辆。

　　去年10月，上汽发布自主品牌车荣威750，胡茂元说：“这标志着上汽股份由合资合作为主，进入到合资合作与自主创新并重的新阶段。”上汽汽车总经理王晓秋表示：“当年上汽为了加快造血功能，停下经营多年的上海牌，全力支持上海大众的发展，后来又支持上海通用的发展。而这背后，上汽自己的研发工作没有停下来过，现在反过来，放出去的兵马要收回来一些，为上海汽车服务。”“我们将来走出去也是要掌控自己的核心技术，这是不可改变的。”王晓秋说。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胡玮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