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解决办法是找警察部门的朋友。他们给了他一个特别的红色执照，放在他正式执照的下面。他相信这个措施减少了许多罚单。但是，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朱也对李兴杰的尼桑SUV上的一种设备产生了兴趣。李兴杰今年42岁，个子较矮，头上已经谢顶了；他是房山商人小组的负责人。旅行队伍的成员对他的雷达探测器普遍觉得羡慕，这种探测器既能测雷达，又能测监视器。一天下午，我去看了一下，他正在自豪地演示他的仪器：传言是真的，这个设备还能提前告诉你前方的收费站和服务区。这种探测器是台湾制造的，李买它花了350美元。仪器底部用英语写着：“可以探测大陆上的所有速度仪器”。他过去每年要支付1，250美元的罚单，买了探测器之后就不用交了。

　　“这不是一种煽动吗？”我通过李露问他，“这不是台湾在挖大陆法律的墙脚吗？”

　　与我相反，李兴杰回答说：“这种探测器帮我们遵守法律。你必须守法。我们必须服从政府！”

　　李兴杰说，偶尔，违规以后，当你停在下一个收费站的时候，你就会接到罚单；但一般情况下，除非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或其他违规行为，警察不会追你。他们只需给你寄罚单就行了。警车比较慢，但邮件却是可靠的。

　　他很直接地这样描述自己：“二十年前，我开拖拉机——我是一个模范农民！那时中国几乎没有小汽车。我是直到1988年才学会开小汽车的。”

　　“在邓小平带领下，我走运了，因为我没读过书。那些读过书的人用传统的模式思考问题，但邓小平说过我们应该抓住机会。”他做到了。现在他拥有北京房山半壁店水泥厂，这个厂是他开办的，当年他28岁。李兴杰性情温和、谦逊，但当我后来把他的名片给李露看时，她很吃惊：“这个号码开头的数字说明他很早以前就有手机了——在手机还非常贵的时候。他非常非常有钱！”

　　正当我考虑这些的时候，队伍最后一次重新集结，就在一个漂亮的新收费站的一边。里面装饰的氖灯把那里照得如同黄昏。我们队伍里所有的汽车都是最新的车型，其中多数汽车你可以常在中国看到。驾驶员中的大多数富人都是先富起来的那一批。数码相机，炫目的手表，所有这些在我家乡都会被认为是暴发户的标志。但在我家乡看来是退化的东西，在这里则是标准的做法。事实上所有的富人都是暴发户，因此这个观念毫无意义。

　　我们在洛阳的四星级宾馆大楼里度过了最后一晚。我正把费力地把行李箱搬到我的房间时，朱正领着两个衣着整洁的女“临床医学家”到我们的住处。她们坐在我的床沿上，很迷人——嘴唇润泽，腿交叉着，高跟鞋在床边晃来晃去——并招手让我加入他们。朱对我的谨慎哈哈大笑。我则想知道他究竟最喜欢旅行的哪一部分？是开车的时候，还是停车之后？当然，他两者都充分享受了。

　　这次旅行最后草草收场。每个人都在同一条高速路上往回赶。不需加油就可以回到北京，所以没必要紧跟在一起。嘈杂的车载无线电慢慢安静下来。如果从团队活动的角度来说，旅行已经结束了。

　　当朱的现代车在绵绵不断的交通堵塞中缓缓移动时，李露看来很高兴——终于到北京了。她承认她的朋友对于她经历这样一段旅程很惊奇：“我只是个北京女孩！”不是运动迷，也不是汽车俱乐部成员。但是朱似乎有些失望，因为离开了城市外面的路。他想请我们到市中心附近的一家面条餐馆吃晚餐，所以我们先得赶到那儿。

　　车在公路上慢慢爬行，我们谈起了北京政府怎样试着控制庞大的新车数量：一个解决日益增长的街道混乱的方案是，严格控制摩托车的数量。朱认为这比上海的方法好。上海为了降低汽车的数量，设置了很高的上牌费(现在已接近5，000美元)。为了缓和交通，降低事故，上海已经在一些主要街道禁止自行车行驶。这个消息也让我很惊讶。

　　朱的一个警察朋友在餐馆里迎接了我们。事实上，是他付的帐单。(朱和政府部门的密切关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问他怎么看待街道赛车的情况，因为我听说正在成为北京城的一个问题。他说，是的，他也听说了，但他从未亲眼见过。朱则看来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接下来几天，朱将在北京郊区的餐厅和宾馆里招待我和一些朋友，这是他当作业余爱好来经营的。周律师也会在后海湖的一家豪华餐厅款待我们(包括开雪铁龙的王氏一家)。

　　显然，没有人希望旅程结束。(“这次旅行真的那么有趣吗？”旅行结束后，我多次问其中一些人。所有人都郑重地说是的。)

　　中国的汽车行业被一种积极乐观的情绪包围着。你可以看到这种兴奋在延续，甚至在增长，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买车：中国现在平均每千人拥有不到7辆汽车，只和美国1915年的水平相当。每个人都希望汽车拥有率能保持增长，这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将有1，3000万辆车在路上行驶。据估计，到2030年，汽车数量就会和美国一样多。

　　这容易让人想起美国生活中正在消逝的传奇故事：对汽车的迷恋，对拥有汽车的兴奋感觉。但是在这个地区，美国文化似乎比中国文化更成熟。根据统计数据和背后的利益，不难见到汽车制造业带来的连锁反应。当我在北京的时候，《自然》杂志报道这个城市的空气污染比原先估计的严重得多。在过去的十年中，二氧化氮的浓度增加了50%，增速还在加快。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2004年，北京的二氧化硫含量水平是纽约的两倍多，空气悬浮物的水平更是高达后者的六倍多。去年中国制定了第一部关于综合排放物的法律，但是面对交通运输部门巨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部法律没起到什么效果。到203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超过美国——目前的世界最大排放国。因为全球供应有限，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燃油需求量将使其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估计，到2030年，中国进口的石油将和我们(美国)一样多。

　　在慢得像蜗牛似的回北京的路上，朱路过了城市边缘的一个地区，那里正在被推平，并将建成一个高收入的、能为汽车提供服务的郊区。实际上，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周边，这种现象到处都在发生：一些新的社区和新的主题领地，这些都是为有车阶层准备的。而那些被明显忽略的则是对公共交通、公共场所和公共通道的相应投资。我们在一个令人疲倦的旅程的最后，陷入了交通拥挤之中，这很容易让人担心——中国人并没有规划一条创新的道路进入汽车时代，而是沿着一条我们十分熟悉的道路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