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眼镜的王家有些呆板，但很友好。他们在自己的雪铁龙赛纳车里，妻子在经营中国航空公司的一个后台部门，丈夫则在一家国际货运公司工作。他们也带了一个未婚的乘客周严(音)，一路上分担费用。周严温文尔雅，是中国第三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作伙伴。

　　同行的还有一些商人。一家水泥厂的老板李兴杰(音)从北京的郊区房山组织了10到11个人参加这次活动，驾驶着几辆SUV车。有些人拥有煤炭加工厂，这说明他们很有钱。

　　很快，11辆车都用号码和俱乐部的徽标装饰起来了。订餐一类的事宜也处理完毕。这个路边服务区看上去有点像美国的收费公路上其中的一个。国营的中石化的加油站以每加仑1.85美元的价格为朱的现代车加满油。我付了钱——付加油费和过路费是由我分担的部分。(中石化的加油站最近才接受信用卡。)车辆依次排着队，然后驶上公路。我们将在晚饭时再会合。

　　中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广深高速——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香港大亨胡应湘修建的。胡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当时美国正开始建立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同时，新泽西州的收费公路已从四车道拓宽到了更多车道，胡应湘说这启发了他(他的大公司，合和控股，名字即取自于普林斯顿附近的一个小镇)。虽然胡资金短缺，最后还是中国政府帮他解困才完成这个充满雄心的项目，但收费公路的发展模式还是盛行起来。

　　胡的广深高速项目是基础设施建设狂潮的开始。政府最近宣布了一个目标：到2035年，将建成53，000英里高速路(美国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到上周已经建成50年了，现有46，000英里)。一些新修的路——尤其是在这个国家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几乎闲置。中国鼓励公路建设比起工业发展和人口安置适当超前，并认为那些会跟上的。

　　当然，这个目标不是对沿海地区繁荣的简单复制(中国大多数人口住在沿海地区)。中国的宏伟目标是全国均衡发展。“天定命运”的中国版本——“西部大开发”或者“到西部去”的方针，始于2000年1月——期望这些遥远的西部领土，像西藏，蕴藏燃料的新疆(名字的汉语意思是“新的边疆”)，能在民族关系和经济方面与国家的其他地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看上去很像美国当年的情况：本地的土著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会消失。美国获得的是快马邮递、货车和蒸汽机车，中国则会获得公路和汽车。

　　如果说中国西部的公路交通负担轻，东部人可不这么认为。当我们从石家庄向南到郑州的途中，路上挤满了出游和运货的车辆。朱在那些迟到的车辆中左冲右突，寻找位置。他的驾驶风格使我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只有全世界车辆数的2.6%，而道路交通事故却占全世界的21%(据最近的2002年的数据)。

　　当然，这也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大量的驾驶员是新手。现在的驾驶员几乎没有开车长大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也很差。许多道路可能很危险——要是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我敢说，这条路很新，也很漂亮。这就像美国的州际公路，只是更高级：护栏上有尖角，很引人注意，不粗，也不难看，分隔路面的栅栏是由削好的木条组成的，设得很高，晚上正好能挡住对面汽车的灯光。护栏外面，斜坡路基上长满了草，并种了同一种树(常常是白杨)。路面铺设很平坦，路标很少，但是很清晰。我们偶尔可以看见穿着橘黄衣服的工人在路中间的分离带剪枝，或用老式的手工制作的扫帚清扫路肩。附近也没有养护车，无论去哪儿，他们都是步行。

　　我担心的正是扫路工人。这条路是双向两车道。但两边各有一条路肩，并且路肩刚好和正式的车道一样宽。这样，朱和其他一些人就把路肩当正式车道行驶，并不理会那些禁止这样做的警示牌。偶尔有扫路工人或废弃车辆隐约出现在路上，朱就猛地刹车，然后转弯到正式车道上。一旦越过路障，他又会驶上路肩，然后再刹车，转弯，按喇叭——就像在一个电子游戏里。不同的是，游戏会结束，你也可以走开，而我们，实际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露，朱先生知道中国每天死于道路交通事故的人比在整个SARS期间死的人还要多吗？”我问她。李露翻译给朱，朱看着我笑了笑。“我想他不懂你的意思。”李露说。我们商量了一下，随即李露从后座上告诉他，我们都非常希望他能稍微开慢点。朱侧身看了我一眼，之后——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他开得更快了。

　　第二天早晨，朱终于感到很疲倦，并问我是否愿意驾车。我犹豫了一下，我以前研究过这类规定，并确切地知道外国游客是不许在中国的城市之间开车旅行的。然而，大多数中国人似乎从不介意外国人开车；而且，开始时是赵问我是否愿意帮他开车的。我不会逃避这个责任。所以我说“好的”，然后爬进了驾驶室。

　　今天开车的情况与前一天完全不同。我们远离了海岸和高速路，更多时间我们是在两车道的国道上行驶，沿路经过了许多城镇。俱乐部的每个成员紧紧跟在一起，而且通过车载无线电，他们也谈了很多。我们的领队赵湘杰向我们道歉，因为昨天开车时间太久。即便没有浓雾封锁高速路，也没有因为下雨和假日拥挤的车流而造成的减速，第一天的行程还是太长了，所以他觉得很抱歉。但那天下午到达三峡时，他还是显得很乐观和兴奋。他主持着车载无线电的谈话，鼓励每辆车上的人们依次介绍自己。有人讲了笑话，有人唱了歌。范力，开白色沃尔沃的那位，拿出一张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CD，用话筒对准喇叭，放了一首“温柔地爱我”，以此向我致意，因为猫王是我的同乡。

　　早餐后一小时当我们通过一个村庄时，有人吵着提出要方便。在城镇边缘，男士很容易找到地方方便，女士的处境则有些尴尬。中国农村还没有汽车文化，更不必说消费文化了，而且附近没有餐馆，没有快餐店，没有加油站，也没有便利店。尹爱琴和她的女儿犹犹豫豫地敲开一家农舍的门，随即被热情地引了进去，带到了后面的厕所。后来，在她们开车离开前，尹把一小盒从北京带来的巧克力扔到了那个农民的门前。

　　因为路上缺乏驾车旅行的相关设施，所以这些“有组织的”自驾车旅游活动广受欢迎。除了事先计划好我们每天停车吃饭和睡觉的地点(与当地的旅行机构联系)之外，赵湘杰还带了一个修车专家。沿途汽修厂极少，而且相距遥远。这些北京人出来主要担心的是，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抛锚，附近又没有可以信任的人提供帮助。

　　在国道上开车比在高速路上更有趣，也更折磨人的神经。路上常有大量的人：骑车的，步行的，还有开小拖拉机的；也常会遇到十字路口。我最始料不及的是，很多地方我必须把车开道路中间，因为农民们会在公路上占用一片地来晒谷物。有时候这些谷物晒在蓝色的防水布上；有时候他们用石头和木板围住一块地来晒。车辆常常因此而放慢行驶。我还听说中国的农民有时把他们的小麦穗铺到公路上，这样过往的车辆就能为他们把麦子碾出来。但是，这种占用行为其实是对高速公路的侵犯。

　　我想逗一下朱，于是我问他，他这么有钱，为什么不买辆宝马？

　　“不好，”他说。他解释说，当很多外国汽车生产商在中国设立工厂，以合理的价格生产高质量的汽车时，所有的宝马车却都是进口的，都加了很高的税。实际上，进口汽车往往要加50%的关税和其他税，使这些车价位很高。如果你想炫耀奢华，你可以像山西的那些煤矿老板那样，到城里买一辆悍马，那种车每辆价格高达20，000美元。但朱认为那是荒唐的。他说，他在家里留给妻子的大众帕萨特是国产的，和许多国外设计的性能优良的汽车一样，它们都是和中国公司(其中有的是政府所有，有的是政府控制)组建的合资企业生产的。政府希望这种安排能促进国内汽车工业的发展。

　　午餐后不久，我们开始看见关于三峡的标志。我们沿着造价高昂的山间公路前行，穿过隧道，最后进了三峡。沿途守卫很严密，有许多岗哨、监视器和警告标志。当我们停在路边时，一个警察过来检查每个司机的驾驶证，我很高兴地趁机和朱交换了位置。一个向导坐进了我们领队的车里，随即通过无线电开始了一连串的介绍。在导游介绍的空隙，我问朱，他觉得我开车开得怎么样。

　　“他说你是个好司机，但他也有一些建议。”李露为我翻译朱的回答，“他说你还要改进，要更大胆。”

　　三峡工程是历史上最宏大的工程之一，也是我们这次行程的第一处名胜。截止目前，三峡工程已经投入了750亿美元(其中包括腐败和移民安置的费用)；将有一百多万人要进行移民；它横跨世界第三大河——长江，能发的电将超过任何已有的水电站。水库从2003年开始蓄水。三峡同时也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目标。和中国的许多项目一样，三峡的规模极其庞大。我们30多个人停了车，登上一辆巴士。巴士把我们带到了坝顶的参观处。我们先是在屋内看了大坝的模型，然后，和许多参观者一样，在景点周围四处游览，拍了许多照片。范力看来对摄影有真正的兴趣：在他女儿不断地摆出各种姿势时，他带着沉重的尼康数码相机，采取相应的夸张的姿势来拍摄。一些人则把镜头对准了大坝。他们自豪地确信我看到了壮丽的景观，是伟大变化的见证人。而他们自己，则是变化的先驱。

　　朱的现代车的仪表盘上有个六CD的换片器，其中有“汽车放松音乐”，是邓丽君情歌的乐器演奏版。邓丽君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的流行歌手。然而，朱真正喜爱的是像“红太阳：军歌选集(第二集)”这样的老歌。这些充满雄心壮志的歌曲令人想起过去的岁月。我表示惊奇：像他这样的现代商人竟然如此喜爱那些老的社会主义歌曲。朱回答说他曾经在一个农场里劳动，而这是伴随他成长的歌曲。

　　我注意到，范力，这位电视制片人，也是这个虔诚的阵营中的成员之一。他有一个合成树脂制作的领袖肖像。挂在沃尔沃车仪表盘的顶部，我问到了这些情况，也赞扬了他装在前排座椅背面的DVD屏幕(这是供后排乘客用的)。听了我的话，范力邀请我乘他的沃尔沃一个上午。他的女儿珑茵和记者贾林坐在后排。珑茵讲了一些关于他爸爸的情况，她说，“我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备受折磨。”范力不耐烦地打断了她。

　　珑茵叹了口气，翻译了他爸爸的话，“我爸爸说：‘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犯错。毛主席救了很多人，为了这些他牺牲了他的妻子，儿子，和整个家庭——也就是一切。现在他走了，但我想回到那个人们分享一切的时代。’”

　　但你真的想分享一切吗？我问范力。难道分享不是意味着不再是有特权的少数派才能拥有新的沃尔沃吗？

　　“我认为现在是一个必经的阶段。”范力说，他的女儿翻译，“我们得前进。”

　　“我们已经等了很久想尝试资本主义制度了，”珑茵说。她很怀念法国和她的法国男友。她还说，她希望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献一份力，也许是通过做演员经纪人的方式。另外，在两到三个月后，她希望取得驾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