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愉快地到达了洪平(音)。这个小山村笼罩在一片雾里，空气很凉爽。村子两边都是陡峭的山，山上长满了落叶乔木，充满了弗蒙特(美国州名)式的怀旧气息。下午刚过我们就到达了宾馆，是一家三星级的，很干净，但是没有餐厅、电梯和简易停车场，所以我们很快就离开了。李露告诉我：“北京人很挑剔。”他们不喜欢那儿，所以领队赵湘杰只好另寻他处。在我看来，后来找的新宾馆只是稍好一点，但其他人对此很满意。吃饭时，赵回来为他选地不当一再道歉。但人们沉浸在杯盘的乐趣里，因此很快原谅了他。

　　当点名后离开宾馆时，路边有很多摊贩。范力以他奇妙的能力模仿一个卖甜瓜的老太婆，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周和其他人早就听说镇子的边上有一个“文化宣传”活动——一个当地少数民族的技艺展示会，建议我们也一起去看看。朱提出异议，说全俱乐部的人都去更有意思，只要有一个人留下就好了。我们留下他，步行去了那儿。因为到得很早，还在前面找了一排座位。

　　虽然周律师几乎不会说英语，我还是对他的单位很感兴趣。他很俏皮，阅历丰富，喝过酒之后也会很热情开朗。每次只要他一开口，准会逗得李露放声大笑。

　　另一方面，朱也给我带来了一些难题。我不仅是他的乘客，还是他的室友，这是个苦差事。他抽很多烟，不论是洗澡后赤身坐着时，粗声粗气地和他的妻子打电话时，还是在床上用枕头撑着看电视时，都在抽。我常在早上被他打火机的声音和飘在我床边的烟雾弄醒。他大声地打鼾，上厕所也不掀马桶座垫，甚至常常在电视没关时就睡着了。常常是我到床头柜那找到遥控器，然后关掉它。

　　在洪平的那晚出现了点困难。当我看完文化演出回来时，朱躺在床上的被单上面，看一部1956年的著名黑白电影《铁道游击队》，影片讲述的是中国的农民战士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军的统治的故事。当我走出浴室时，那些游击队员正进入帝国主义者的行政部，接着开始了一场激烈的厮杀，日本人被砍得东倒西歪。朱满意地咕哝了几句，随后就睡着了。我看着日本人不断地被砍倒，最后我都不敢相信地球上还有人能活着留下来。这时，朱的鼾声响起来了，我开始找遥控器，但怎么也找不到。电视机上没有开关按键，插头又在沉重的梳妆台后面。我必须得找到遥控器。最后我终于找到了，拨开朱的一堆烟头，遥控器就在下面。我把他翻了个身，抽出一些烟头，塞到耳朵里，然后睡着了。

　　第二天，我表示想换室友，李露对我的愿望表示同情。周律师曾说他愿和我同住。但李露说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离开他，朱会觉得很没面子，“对像他这样的男人来说，没有比丢面子更坏的事了。”她说。

　　次日早上我们开始徒步穿越烟雾弥漫的、陡峭的神农架。这个以“华中屋脊”著称的地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自然保护区，共有272平方英里，有六座海拔10，190英尺以上的山峰。同样著名的还有，这是“中国大脚印”的故乡。在当地的传说里，这种生物，曾带着一个大胸脯的同伴在浓雾中缓慢穿过。在公园广告牌的一角，我们曾看见有人在扮演这对多毛的夫妇的场景。尽管这些传说都很神奇、美丽，我们也能设想有一个猿人快乐地生活在这里——但毕竟没有人真正见过。

　　警察在公园入口处指挥交通，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一个警察注意到我坐在朱的车里，就挥手让我们过去。他指了指一个标志，表示在前方外国人是不许游览的。朱把车停到一边，用无线电喊来了目标汽车俱乐部赵总指挥。我们的整个队伍都停下来了。经过20多分钟的讨论，警察终于同意放行。赵湘杰是很有说服能力的。

　　“他们这么做是为什么？”我问李露

　　“前方的山里有一些军事基地，”她说，“估计那里有导弹，为了保护三峡大坝。你在路上看不见那些基地，但是军方怕有间谍。”

　　“但是时代在变，对吗？”我问。她似乎不确定，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不是“是”。

　　我们开了一个多小时，在另一个山间小镇木鱼停下来吃午饭。吃到一半时，一个警察看见了我们。我想，糟了。当我们离开时，另一个警察又看见了我，严肃地说了些话。赵再次被叫来了。后来又来了些警察。我把护照拿出来接受检查；接着又打了个电话。指示下来了：我得返回。过去的中国的一些做法仍然在我们周围存在。

　　赵把我带到一边安慰了一下，把一卷人民币塞到我的手里。他说，李露和我得乘出租车返回红平。另外他再想想替代的办法。我们可以在红平打手机和他联系。

　　解决的办法很费力：坐出租车、火车，再坐出租车，明晚和队伍会合；或者多花点钱一直乘出租车，明天下午和他们会合。但就去不了武当山，也会不了那些以军事计谋著称的道士们。

　　我们最后还是绕道在半夜2点左右，我进了武当山的宾馆。朱赤身睡在床上，还是在打鼾，电视还在放节目，房里灯火通明。回来的感觉真好。

　　第二天我们乘缆车到了武当山顶的一座云雾笼罩的道观。那儿有一座特别的庙宇，听说在里面供奉了香火钱就能影响你的命运。记者贾林与道士商谈了一会儿，供奉了较大的一笔：100元(约合12美元多)。李露向我解释说嘉林确实想找个对象，希望能达成心愿。嘉林希望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探险，而在活动中，她也许能遇到合适的人——这是她参加这次旅行的原因。然而，事情至今仍未成功。

　　我们的速度在加快。国道限速50迈，高速公路则达到了75迈。司机们从目标汽车俱乐部领到的行程指南上坚称，我们必须遵守这些限定(“这只是自驾游，不是赛车！”这份指南上说，“高速行驶是不必要的。”)然而所有的驾驶员也没理会这些规则，他们经常开到100迈，甚至更高。警车也很少见。令我惊奇的是，当驾驶员看到警车，他们一点也不在意。警察很少用雷达，他们也几乎从不让你把车停到路边。

　　让朱和其他驾驶员担心的，是装在路上那些不起眼的杆子上的速度监视器。如果你驶过监视器时开得太快，它会拍下你的图像，接下来罚单就会寄到你那里了，就这么简单。在北京，朱知道他常走的路线上绝大多数有监视器的地点。但虽然每次他都离得很远，罚单总是少不了——有时每个月是70-8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