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振彪

　　中国汽车行业许多人已习惯了20%以上的增速，如果只有4%的速度，则肯定会有不少人认为“金融危机”或者“严冬”又卷土重来。笔者这里所说的4%是指每年平均增速而不是具体哪一年。当然，要使行业从高速调至稳速是一个渐次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最终的目标不可变。

　　“追根刨底”，汽车行业及社会上一些人对“高速”的盲目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国家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大氛围。没有谁否认，为了强国富民和在国际上争得更多话语权，中国必须以较高的速度发展(经济)。但正如上面已多次提及的，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好”的东西，一旦达到极点，则其负面的特征就开始凸显，把握不好，甚至会超过正面作用。已有不少有识之士专家学者对此发出了忠告甚至是警告，“高”速度在给我们这个13亿人口大国带来繁荣富庶的同时，也积累着令人难以忽视的巨大风险。

　　GDP主义之害

　　速度越快，风险就越大，因为在我们没有从根本上转变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情况下，高的速度往往是以更多的能源(还有其他的宝贵资源)消耗与排放为前提和依托。高速也往往会给“系统”的均衡性、协调性造成伤害。所以说，速度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同时也会掩盖很多问题，更会“催生”许多意想不到的新问题。不注重(或者说忽视)质量和效益的“高速”，就意味着作为一架完整机器(或系统)之经济的“空转”(或内耗)和泡沫的形成。

　　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已历时30年，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滋生了一种“GDP至上”、“以GDP为本”的思想倾向，在某些地区和部门，甚至流行“GDP主义”。GDP主义产生的GDP可以估量，但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估算GDP主义的社会成本，对此，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负面社会影响是很严重的。

　　最近，国内一批著名经济学家发表谈话，他们都十分担心在后危机时代，各行各业重新进入又一轮比拼增长速度的竞争，而汽车行业几乎成了它们的“榜样”。经济学家厉以宁也认为，现在我国缺乏的不是速度而是增长的质量；我国各类重要自然资源并不丰富，但为了GDP的高速增长，现已成为世界上单位GDP产值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厉先生在参加今年“两会”期间进一步指出，GDP增速不宜过快，否则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如果GDP增长过高，企业的日子好过了，容易产生惰性，只图短期利益，对长期的经济转型考虑就会相对少些，在一定程度上耽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另外，在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企业不要单纯追求增长的幅度和速度，而要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否则将引发产能过剩。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牟新生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须合理判断GDP的增长速度，30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8%；关于增长速度问题，我们应该定下心来很好地思考。

　　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发展规律看，一国的GDP增长速度和GDP总量是密切相关的。GDP的总量越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绝对量就越多，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的经济总量大，现阶段的增长就比较低，低于历史上平均的增长率，这其实是科学合理的。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GDP潜在的增长率逐步下降是正常的，在我国经济总量已达30万亿乃至更高的今天，还过分地、盲目地强调经济高速增长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

　　笔者以为，对于整个经济增长是如此，汽车的增长更是如此，因为后者多年来的增速一直是前者的2倍多。其实，人们对GDP不必迷信，它只不过是经济学中采用的一种统计计算方法，用来衡量经济活动结果得出的一种数据而已。GDP并不是真正强国标志之一，其也不能真正代表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提升和改善，以GDP捧起来的虚幻强大可能误国误民。

　　笔者以为，中国汽车行业应该率先以1300万辆为起点，自觉调整发展方式进入这种转折之中。

　　做强之上做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预测，未来十年中或许有大量的不确定性，但至少有两点比较明确：一是中国经济将会转入一个中低速增长期；二是这个转折时间不会太久。该位专家最近还认为，我国不少企业已患上所谓的“GDP高增长依赖症”，如果增速一旦低于7%，则这些“速度效益型”的企业就将亏损或“叫苦连天”。由此可见，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多必要和迫切。

　　日本有关专家也指出，中国的国家目标，绝不应是GDP这一体现经济规模的数值超过美国，而是应成为使13亿人和平生活，且大多数人都感到幸福的国家。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不在于中国的GDP，而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国得为低速经济做准备。

　　为促使中国汽车实现平稳增长，行业务必克服和消除“重量不重质”及“量以大为傲、规模以为大就是强”的不良风气。比如说，行业年度各项指标的统计排名，率先出炉且渲染得厉害的是产销量的排序，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些企业盲目“上量”和“求大”的冲动。诚然，国际上也进行产销量统计和作相应的排名，但它们往往更看重企业的销售额、经济效益(尤其是盈利)等指标，以此为依据的排名才更真实、可信，因此，也更权威。

　　笔者作为行业的一个老兵，多年来也曾强烈鼓动中国汽车企业“做大”，力争在业内形成若干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但这必须以“做强”为基础。

　　在对中国汽车未来发展前景作出较高或很高预测值的方案中，相关人员所依据的主要是参照国际的一般发表规律，或比照某些西方国家的情况，那些预测结论的论据显然是不够恰当、不够充分的。对其未来发展的判断必须主要从中国的基本情况出发，国际或西方一些国家的经历或经验，只能作为预测的某种权重因素而加以考虑。对此如果运用得好，则有益于相关研究，使预测更接近于实际，否则，“生搬硬套”就可能闹出天大的笑话。

　　比照日本的有关情况而预测中国未来最终的市场年销售规模将扩张到7000万辆和汽车总保有量将达到天文数字的18亿辆。这种预测忘掉了两个基本常识：一是我国“人多地少”无法容纳这么多汽车；二是中国没有那么多石油给这么多汽车提供燃料。对中国汽车未来发展目标作出如上所述那样较高或很高的预测是不科学的，不足为信。

　　因此，中国汽车的发展是中国自己的事，根植于中国这块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