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秦刚说，观察众多群体性事件，都存在着老百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府与民间沟通不到位、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但在面对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时，重庆市尝试建立利益协商机制，这无疑是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探索。

　　重庆出租车集体停运事件发生3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就邀请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代表交流、座谈，听取出租车司机、企业的诉求和市民代表的意见，长达3个小时的座谈还在当地电视台、电台和新闻网站进行全程直播。

　　在观众的注目下，政治精英与劳工阶层进行直接对话。有评论称，这种姿态并非昔日总理与掏粪工人时传祥面对面握手谈笑的场景闪回，而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可供丰富解读的一幕，其本身足以写入历史。

　　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则评价说，重庆采取的方式告诉其他地方官员，应该学会利用协商和对话的方式，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谅解。这是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也体现着新时期“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要求。

　　而过去，在一些地区，“绳之以法”、“不法分子”、“一小撮”、“阴谋”等阶级斗争的词汇，往往被套用在煽动停运的带头司机头上。但在今年，出租车司机的集体停运得到了政府的善意对待，政府更强调与出租车司机的协商与沟通。

　　另一个变化是，媒体尤其是传统的“体制内”媒体，开始大篇幅的报道出租车的集体停运事件。在重庆事件发生的当天，当地运管部门的对外宣传口径是“营运受阻”，但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却在发往全国的新闻通稿中直接用 “罢运”这一字样，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市场化的媒体也在不遗余力地报道这些群体性事件。

　　政府容忍乃至善意对待此类事件，其示范性效应，将在往后的日子里于很多领域得到体现。一直处在改革前沿的深圳，11月份就率先出台新规定，加强了工人的权益，更多地赋予他们集体讨价还价的合法地位。政府发现它其实可以更加超脱和中立，更好地体现公平裁判者的职能。一些官员也在官方文章中表达了类似的新思想，据深圳当地一家报纸今年夏初发表的讲话稿，深圳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曾说，市场经济下的罢工就好比夫妻打架，与政治、宗教、文化等并无关系；对罢工过于敏感，这是传统体制的思想包袱。

　　11月之后

　　11月份发生的各地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潮，也让这一群体开始意识到，他们需要某种能更多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或者说一种能与政府等其他利益方达成对话、实现沟通的渠道和平台，而这也在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等高级官员那里得到了善意的回应。政府渐渐意识到，就群体性、公共性问题来说，那些持有相同利益诉求的参与者的组织方式越粗糙，他们的利益表达方式可能就越不理性，随之建设性的方案与平心静气的谈判就越难以达成，或难以取得持久效果。

　　在少数城市，已经有出租车行业协会或者工会来分别代表出租车企业及司机，但在更多的城市，没有这些组织的出租车司机之间的联系，更多依靠乡党和宗亲的力量来维系。这种力量可以让这些本是一盘散沙的出租车司机们有了一些合力。但是，当这种合力一旦以“暴力”形式展现的时候，其危害不小，积极的综合社会效益却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