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正通过提高效率来应对危机，美国人正通过外部资金“勇渡”难关。中国的选择自然要考虑中国实情，但我们不应忘记，经济体的价值取决于其未来投资效率的高低，“防止下滑的关键不是资金问题”，政府救助其企业，如果抑制了优质基因对资源的占有，也就抑制了产业升级和价值提升。

　　田 立

　　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本月初，美国汽车业三巨头联名上书政府求救，并打出“汽车业已到了濒临崩溃边缘”的旗号“要挟”，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联名求救了。但美国参议院否决了白宫对汽车业的救助方案，就连一些曾支持救助金融业的官员和学者也对救助汽车业提出异议。最后，还是总统出面“强行”通过了紧急贷款决定，才使得摇摇欲坠的汽车巨头们得以短暂的喘息。

　　美国汽车及相关产业不仅关乎近400万人的就业，更重要的还是关乎美国实体经济的最主要拉动力，如果汽车业破产，美国经济将陷入全面危机。那为什么国会议员们和某些经济学家依然反对对其救赎呢？

　　在找出合理解释之前，我们不妨先将目光转向日本。截至12月22日，日本政府并没有明确的救助汽车产业的政策或意向，反倒是几大汽车公司纷纷采取了自救行动：一是减产裁员，适当降薪，比如丰田和三菱；二是减少低效率投资，最典型的就是月初以来几家日本汽车公司纷纷退出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以及F1大奖赛，其目的也很明确，用富士重工首席执行官森郁夫的话说，就是要优化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

　　现在还不能说日本人的做法一定能见效，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讲，日本汽车公司的自救行动是充分汲取了历史教训的理性反思的结果。20年前，当日本陷入经济危机时，日本政府也像今天的美国政府一样，扮演起“救世财神”的角色，哪里有危机就往哪里注资(尤其是金融业)。结果呢？日本经济经历了10年的煎熬。究其原因，还是忽略了经济体价值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迪利亚尼和米勒早就告诉我们，经济体的价值取决于其未来投资效率的高低，而与资金的来源、大小及成本无关。这其实是一道很简单的算术题，但日本人用了50年的时间外加一次惨痛的教训才明白过来(也许是真明白了)。

　　日本汽车业今天的自救可以看成是对MM理论的理解和消化，首先，他们没伸手向政府要钱，也许它们已经明白“防止下滑的关键不是资金问题”的道理；其次，它们采取的方式也比较合理：减产裁员提供了提升效率的基础(坦率地讲，企业的价值与其主营产品的产销量没有绝对的相关性，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优化内部资源配置是企业提高效率的必然途径(像汽车赛这样的烧钱运动只有在经济上升期才能发挥其广告效应的研发效应，而在经济危机期，这些效应的价值是很低的)。因此，从理论推演看，日本汽车公司的自救行为是应该能够重获市场认可。

　　再看看美国汽车巨头们的做法，就不难理解其被质疑的原因了。说白了，美国人还是信奉金钱的力量，以为有了政府的资助就一定能重获新生，也就一定能由此保证经济的稳定，从而避免全面的危机。依我看，这是不可能的，关键还是效率问题。20多年前，当日本汽车大举“进犯”美国市场时，就有人建议汽车公司应减薪应对危机，旋即遭到坚决反对，结果就是整个80年代美国汽车工业的持续低迷。今天，我们也不妨大胆设想，如果日本的汽车企业把资源配置到节能低耗的汽车开发上，并广泛提高生产效率，而美国的汽车公司继续依靠外部资助，用不了5年，一家丰田横扫三大巨头的历史还会重演(但令人遗憾的是，12月23日，日本政府突然宣布将采取与美国类似的救助汽车业的意向，使得这样的大胆构想恐怕只能停留在想象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