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其实一点都不比美日晚，几个月前，沿海地区的一些中小企业就已进入寒冬。在如何处理这些中小企业的问题上，地方政府的态度是“积极的”——坚决救助，并借此倒逼中央，最终形成了中央在政策和资金上的“妥协”。这种妥协的最终结果是什么现在很难预测，但其作用一定是抑制了资源配置的优化，抑制了优质基因对资源的占有，从而也抑制了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和价值提升。最近有人撰文说，美国经济的企稳是中国经济复苏的前提，这话也许是对的，只要中国继续维护当前落后的产业结构，就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抓住机遇调整产业结构呢——哪怕是部分的也好嘛。

　　学术界对中国中小企业的寿命有过界定，一般认为在5到10年，这就意味着中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只能有两种结局，要么符合市场规律，“晋升”为实力较强的大型企业；要么不适应未来经济需求，寿终正寝，让位于新生者。因此，中小企业只能是一种动态的业态，不分优劣地一味呵护并不符合宏观利益。顺便说一句，企图通过并购方式将中小企业做大做强只能是徒劳的，这也同样是日本经济危机时的教训。

　　日本人正通过提高效率来应对危机，美国人正通过外部资金“勇渡”难关。中国的选择自然要考虑中国实情，但我们不应忘记的是，飞机之所以要有翅膀，是因为空气动力学对于每一个造飞机的人都是一样的。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