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点、一条线、一条街（追忆吉普212）

　　到了1966年，军队要军用车，国家计委批复立项，于是有了“一个点、一条线、一条街”方案。一个点就是以北京汽车制造厂为中心，一条线就是从大同、武汉到北京，大家合作生产军车。一条街就是在北京的几个定点企业都在一条街上，如北京内燃机厂、北京齿轮厂、北京热电站和北京轴承厂等。

　　军车以苏联嘎斯69为原型，那时全国有好几个省市都在造军车，后来定点由北京汽车制造厂制造。军队提出两种意见：一是根据战争需要，军车应小巧方便灵活，应设两个门；二是上下要方便，军车要做得大，得设四个门。

　　当时军队参谋长是罗瑞卿，副参谋长是张爱平。罗赞成第二种意见，张赞成第一种意见。我们集中了这些要素，造出三款样车，让大家来挑选。第一款是210，属小巧灵活型，相当于美国吉普车，两个门；第二款是211，较210稍长，有点像嘎斯69，四个门；第三款是212，我们自己开发设计，不大不小，而且是四个门。

　　那时正好赶上人代会召开，八大军区的司令都在北京开会。他们看过样车后，认为第一款车的缺陷是它只有两个门，敌机轰炸时，司机和助手下车后，首长才能下；第二款车由于长，所以变窄了些，开得快时拐弯就容易翻车。这八大军区司令都赞成212——三款车的发动机基本一样，而212的外壳是自己做的，更好看。

　　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做试验，那里有很多台阶，我们将212从台阶开上去，然后开下来，让这些司令见证了212的性能。选用哪款车最终要由军队总参谋长决定。最后总参谋长听了军区司令们的意见，决定用212。

　　定下项目后，我们就组织制造形成批量生产。清华大学汽车系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清华大学教授宋睛瀛是张世恩的同学，工厂里的设计科、工艺科、试车队和学校联合起来共同参与。我们也常去一汽，因为一汽地方大，晒图比较方便。军车的发动机仿制嘎斯69。

　　当时一汽不同意我们生产军车，怕影响对附件的供应。我们表示，即使生产军车也绝不会影响汽车附件的生产。那时饶斌同志是一汽厂厂长，后来任一机部部长，他说：“佩服，佩服。”

　　文化大革命后，大约1973年，万里同志对北京汽车工业非常关心。他和王纯有一天找我、李本和朱临(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总工程师)等其他几位同志谈话，万里说：“第三个五年计划要办三件事情：一是马车不进城；二是黄土不露天；三是路桥要立交。”

　　我们感到这是城市建设中三个大问题，解决了这几个问题，城市必将大改变，大进步。根据万里同志的谈话，我们认为，组织生产小卡车，正是130型大上的时候啦。所以我们就立即组织了大批量生产。

　　北京市决定立项，决定由北京市交通局负责生产小卡车，由北京汽车制造厂、北内厂、北京汽车配件厂做主要配合。交通局立即组织力量进行设计、生产。我们三家合力很快在北京二里沟生产出130小卡车，用来代替马车。

　　后来130小卡车成了中国很有名的车型，生存了很多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北京的汽车开发能力、装配规模和技术力量在汽车行业中名列前茅。

　　“井冈山”轿车造不成后，我们就改型，开始试制北京牌高级轿车。它仿照的是美国别克车。这是一辆大车，有八个缸，半自动化，是刘仁同志把自己坐的车作为样车留下的。当时一汽试制红旗轿车，北京试制北京牌轿车。

　　当时这两种车都是十周年国庆检阅车，试制后都开到国家指挥部进行比较，最后国家决定用红旗轿车。实际上，北京牌外型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后来被日本公司学去不少，但北京牌后来被北京市委取消了，主要原因是销量少。

　　1960年我们仿照伏尔加试制“东方红”轿车。我们能够试制它是因为当时有个苏联专家把整套发动机图纸送给了我们。我们当年计划生产500辆汽车，其中440辆军车，60辆东方红轿车。国家批了2100万元经费，最后用了1900万元，剩下的200万元如数上交。有了军车项目支持，工厂就站住了脚跟。

　　这个阶段我们同时有四个项目：212、北京牌、东方红，以及一汽和洛拖附件业务，主要业务仍是附件厂，然后是军车生产，为此，我们投入了较大的研发力量。

　　说实话，我们当时想的就是为人民服务，那时北京市委大力支持北京汽车的生产，就决定把北京的一些小厂合并到北京汽车厂这个国营大厂里，像东四修理厂、正大喷漆厂等，同时集中了一批比较有名的汽车修理的能工巧匠，像膀子吴、膀子李等。

　　那时，我们还没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我印象深刻的是，北京北新桥有个店专门卖我们设计出来的汽车图纸212，卖给全国其他汽车厂家。

　　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把北京汽车制造厂给反掉了。北京汽车制造厂被改为北京东方红汽车制造厂。后来，北京市委书记谢富治讲话了，他说，这个企业没必要生产轿车，那是为老爷和资产阶级服务的，有212军车能拉炮，能通讯，能坐人就够了。就这样，把“东方红”三个字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