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内三见毛主席

　　到延安，我被分配到抗大五大队学习。当时，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刚刚结束。邓小平同志给我们作报告，讲论持久战的意义。那是我第一次听邓小平同志讲话。林彪是抗大校长，负责组织会议。

　　到延安的第三天，抗大召开“讨汪(汪精卫)拥蒋(蒋介石)”大会。地点是在延安县城大广场上，罗瑞卿同志组织会议。毛主席第一个出来讲话，我们坐在第一排听，那时我还听不太懂毛主席的话，他的湖南调比较重，还老咳嗽。接下来是国民党代表蒋学谦讲话。

　　那时候见毛主席比较容易，我在一周内连见了他三次，都是在延安县城的大街上。过马路时，他下车，大家就能看到他。毛主席的车比较特别，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面包车，我后来知道那是爱国南洋华侨送给他的。

　　我在延安的几天，记得每天晚上都有娱乐节目，还能看电影。主要是苏联电影。我们也看不懂。说实话，我们刚从乡下过来，还接受不了那些洋玩意儿，即使有配音也听不太懂。

　　到延安一礼拜后，得到日军要轰炸的信息，我们随即被疏散，我去了延安西边的甘肃庆阳县。离开第三天，延安就被炸了。在庆阳，我们先修窑洞，晚上住窑洞。在庆阳停留了一个月，等到窑洞修好，我们住了没几天，上面又来一个命令“撤”，我们抗大五大队就集体撤走了。

　　然后我们到了西安边界的延长县，这里出石油。我们在那里进行休整和学习。学什么呢？就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接着我们过绵山，这里已经接近山西了。没多久，我们到了绵山东面。最后我们到了晋东南潞城县的八路军总部。

　　当时大家边学习边准备战斗，每个班要派一个人去参加游击战。我一直学到1938年8月15日，那时山里面有些地方已经下雪了，进入了冬天。1938年12月我在延长县桥上村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们学习一年时间就毕业了，被分配到曾思玉(后为上将大军区司令)领导的山东营，这里都是山东进步青年，准备回山东抗日前线抗日。大家都很高兴，到了泰安后，上级突然决定将我们一个班留在了鲁西区党委。

　　抗战时期不比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学习。1940年1月1日，我被分配到山东鲁西区党委民运部。民运部下设青委会，主要是发动农民和青年抗日。我就一直做青年工作，后来也做儿童工作，主要工作地点是在鲁西南地区，即现在的荷泽市。

　　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内战。当年国民党打到郓巨县，而且对解放区实行全线进攻。此时我已当郓巨县副书记。这个地方在郓城和巨野县边远地方。

　　说来也有个故事，当时上级批示要坚持游击战，国民党打进来时仍然要坚持斗争。我们有时撤，有时进，坚持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同时还要发动群众和蒋介石斗，我带领县委机关十几位同志坚持住了。

　　后来我当了县委书记。国民党军队来了，我带领县委工作人员和先进的村干部躲起来。等他们一走，我们又发动群众，一手拿枪，一手分田。1948年1月我调任巨野县任县委书记，战局方面我们转为主动，主要任务是给华东野战军十纵队(陈毅领导的部队)供应粮食，所以我就发动农民种好粮，收好粮，“组织支前，小车滚滚”。

　　全巨野第一次解放是1945年冬天，真正解放是1948年。国民党被彻底清除后，我们才回到县城。后来我的主要任务是动员群众搞好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抓抗旱，解决水灾带来的系列问题，以及支援前线等。

　　1950年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动。当时，中共中央下设几个中央局，上面决定调部分县委书记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华北局设在北京，薄一波任书记。当年国庆节刚过，我就到了北京，进入华北局。在华北局我任组织处副处长，主要负责党员管理工作，干了4年多，直到1954年7月份华北局撤销。

　　这时，新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比较优秀的党员干部要支援工业建设，我就从华北局调到新组建的北京汽车附件厂，任党委书记，从此开始了汽车生活。

　　“大干100天，生产100辆”

　　这个厂主要给一汽和洛拖配套。一汽1953年动工，附件厂1954年下半年动工。当时附件厂厂长是崔绍武，1955年换为李瑞。李瑞是原前门区区委书记，现已去世。我去的时候，办公是在原国民党409厂，在北京天桥附近，北京解放后改为后勤修理五厂，原国民党军队的上校、中校部分人留下来工作。

　　我们成立了附件厂筹备组，我是负责人。1954年9月，筹备组与北京汽车配件厂(即后勤修理五厂)合并，成立了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附件厂后来新规划了一个地方，就在呼家楼附近，也就是后来的北京汽车制造厂厂址，现在建中央电视台的地方。中央投资了2900万元，1955年建成。

　　那时，我们基本上还生产苏联配件，有化油器、汽垫、轴瓦，技术上不那么先进。我记得有个化油器部件，我们想改进，但苏联专家不同意。苏联不同意，一汽也不好意思改，他们说苏联的东西不能乱改。

　　但到最后，从提升技术层面考虑，我们还是做了改进，因此做了些斗争。有意思的是，苏联专家瓦留申回国时，偷偷拿走了我们改进后的化油器，可能他也觉得改进后的零部件更实用，但又不好意思明说吧。后来，不只是一汽用这个配件，汽修厂也用。

　　1958年工厂决定改名，将北京汽车附件厂改为北京汽车制造厂。朱德总司令题写厂名。当时，我给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打电话，本来是想请他题词，结果他说：“我给你找人，找总司令来题。”没想到，朱德总司令答应得特别干脆(他前后两次来厂里视察)。挂匾的时候，整个一条街的人都过去了。现在这块牌子还有，成了无形资产了。

　　1958年“五一”节，我们造了一辆手扶拖拉机给国家献礼，后来把它送给了北京手扶拖拉机厂。五一献礼后，十一还得献礼啊。怎么办？我们就想造汽车来献礼。

　　我们厂是个汽车附件厂，但一直和军队有密切关系。最初为抗美援朝造军用摩托车，一个车斗带三个轮子的那种。那个时候造汽车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从国家领导人到一般群众都很热情，有的工人修了一辈子汽车，也没造过车，特别希望能够自己造车。

　　我们从印度大使馆买来一辆德国大众的小轿车，它是后置发动机的，我们把它作为样品仿制。买来后，我们提出口号“大干100天，生产100辆”，并成立了汽车指挥部。我负责协调，总工程师是张世恩，他负责技术。张毕业于清华大学，一直在修理厂工作，思想很正派，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受不了刺激，最后在工厂里跳楼自杀，可惜得很啊。

　　我们成立了工艺科和设计科，厂里投入200万元，都是自己的钱。那时大家积极性很高，有条件上，没条件也上。工厂没有地方让我们做汽车，结果工厂到处都是试制战场。我们在办公楼边上搭一个棚子作临时项目组，把工厂大礼堂舞台和第一排椅子之间的空地也用来试制汽车。我们先测绘，再画图，连发动机都是我们手工制造，当时我们的车床工人连头发几厘米的热胀冷缩都能算出来。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58年6月20日，北京第一辆小轿车诞生，这车就是井冈山牌。试制成功后，我们把车开到彭真同志家里报喜，后来又开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报喜。毛主席看后说:“好，附件厂能生产汽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朱德同志亲自为轿车题写“井冈山”车名。

　　原北京汽车附件厂厂名改为北京汽车制造厂，挂牌时来的人很多。有汽车局的领导，张彭(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农机总厂厂长李本(后任北京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农机部副部长)等。北京汽车附件厂历史结束。

　　为了向“十一”献礼，我们一共生产了100辆“井冈山”。最后我们就连推带开将它们弄过了天安门。为什么说连推带开呢？因为那时技术毕竟不高，大部分车能开过去，但也有小部分车开不过去。

　　造了“井冈山”后，大家都很兴奋。后来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到厂里去看了这车，他说，你这车不行，级别高的领导不能坐那么小的车，又说现在坐车的是“老爷”，车不能刮风透、下雨漏。他这样说也有道理，因为那时还没有成批的冲压件，零部件都是人工敲打出来的，所以说被形容为“刮风透，下雨漏”。结果，“井冈山”未被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