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难怪，虽然中国开始清算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灾难，开始了思想解放的伟大进程。但是，轿车生产依然被抑制，全国轿车加上越野车年产量不过5000辆，不足国外一家大公司一天的产量。

　　而当时德国大众正希望在亚洲找一个生产基地，与日本车竞争。所以，德国大众接起了绣球。

　　2 最早“选择”中国的只有大众

　　1982年，为了协调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并逐步形成支柱产业。成立了有行业管理职能的中国汽车工业公司。一机部部长饶斌任董事长。在启动重型车、轻型车、发动机的大布局之后，轿车生产的尝试提上了日程。当时的经济决策部门仍把轿车视为“非生产力”而充满抵触。和中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中汽公司的报告最后送到了邓小平的手里，1982年6月，邓小平在中汽的报告上批示：“轿车可以合资”。

　　小平同志以他政治家特有的高瞻远瞩，为中国轿车生产开了绿灯。从当时国内对轿车生产的认识和冷漠看，他的思想超越了20年。

　　改革开放后，面对轿车进口与走私的狂飙，改变“缺重少轻，轿车几乎空白”的产业结构已是当务之急。正视中国汽车业与世界先进水平几乎半个世纪的差距，饶斌等老一辈中国汽车人提出：搞轿车，我们还是“小学生”，要引进当代先进水平，边干边学。合资的初衷，就是要千难万难地逼出一个世界公认的高水平。

　　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汽车业普遍持谨慎态度，市场的增长前景被评估为“很差”。尽管如此，大众汽车属于极少数对中国的邀请发出肯定信号的生产商之一，和上海开始了长达6年的艰苦谈判。

　　哈恩博士回忆说，我是1982年1月份担任大众董事长的。一到任，就面临中国上海项目。这个项目，当时在大众内部并不被看好。我向同事谈了我的想法：尽管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下走出来，但是在邓小平带领下，正经历着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在各方面的全面发展将是不可抑制的。这个民族有三千年以上的文明史，在十八世纪前是世界上最领先的国家。今天，毕竟他们已经在制造太空火箭了。

　　哈恩说，那时在世界汽车工业界，无论美国、欧洲、还是日本，只有我看好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所以我们在几乎20年的时间里，一直孤独地在中国发展。

　　在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建设一个本土汽车公司连同零配件供应体系，这个理念一开始是大众汽车带来的。哈恩告诉他的中国伙伴，合资企业的目标并非只是靠出口改善外汇收支状况。我们看到中国存在一个国内市场，长期下去它将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而且要比大洋对面的美国市场规模更大。中国最终将发展为战略上最重要的大众汽车产地，会出口到亚太地区，有一天也会出口到美国。

　　自1982年春天起，大众和中方的加快了谈判进程。中方最终选中了大众的帕萨特级别的桑塔纳，当时它是大众最大最新的车型。它车身尺寸中等大小，结构简单，作为四门轿车，后座不够宽敞，但在当时也还适合作公务用车和出租车――后来桑塔纳也成功替换了在中国的日本进口的出租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