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无助失语是法治的代价(求是)

　　虽然事故因小刘违法而起，但基于农民这个弱者身份，宝马车的强势形象和道德污点，车的强悍和人的弱小，小刘又在事故中被撞成了重伤，最后还要面临2万元的索赔———这些因素让一个法理清晰的事故蒙上浓厚的情理冲突色彩，许多人在道德直觉上感觉“宝马车不该索赔”或“从情的角度上减少索赔”。

　　但显然，在清晰的法理面前，这种诉求是相当苍白无力的。感觉不公平的人只能在直觉上感觉到不公，但在法治理念已普遍流行的语境中，很难把这种道德直觉理直气壮地用言语表达出来。于是，弱者被强者撞成重伤还面临索赔———在一个充满着与我们的道德直觉相悖的现实面前，道德却无助地失语了。

　　我想，道德的这种无助和失语，应该是法治的代价吧。当我们在观念上接受了法律统治的时候，除了在生活中处处享受着法治带来的好外，还要有勇气和准备承受其代价。比如，在这起纠葛中，我们在接受这样一个冲击着我们道德直觉的法治结果：虽然一个弱小无助的穷人被强势的宝马车撞伤了，但他还要承担被撞坏的宝马车的维修费———因为他违法了，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人不得有下列行为：在车道内坐卧、停留、嬉闹”之规定。

　　在文明的进化中，从混沌到战争，从暴力到道德，从德治到法治，人类还没有发现一种完美无缺的治理形式，相比之下，法治应该是“缺陷”最小的一种制度———我们必须接受制度带来的代价，法律的效力和权威必须源于法律本身。

　　深圳一辆巴士上发生扒窃案，案发后警方欲将所有乘客带回询问，但遭大多数乘客的反对，搜身也因侵犯人权被否定，最后警方不得不放走所有乘客———这是法治的代价；自婚前医学检查由强制改为自愿，各地婚检率纷纷直线跳水———这也是法治的代价。从某种程度上讲，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的文明程度，很大一个方面是看其法治代价的容忍度。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坦然地接受这个与我们的道德直觉强烈冲突的法治事实吧：只要违法了，就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无论有没有能力，无论存在着多么悬殊的力量对垒。

　　摘编自《燕赵都市报》6月9日 文/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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