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位普通出租车司机自费为乘客准备了速效救心丸、创可贴等多种救急物品，受到广泛称赞

　　本报记者雷帆发自北京

　　宋宝明、米建华、张庆林，三位普普通通的北京出租司机(北京人称“的哥儿”)，宋宝明47岁，米建华45岁，张庆林39岁。三人中，只有宋宝明是党员，而且还是崇文区职介中心流动党委委员、学雷锋先锋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

　　在他们的出租车上，常见的司机与乘客间的隔离板被改装成了一个旧时货郎担似的竖在前排座位之间的货架，上面的钩子与储物盒上放满了电子表、温度计、棉签、速效救心丸、创可贴、晕车药、止痛药等物品，前排坐位后挂的帆布袋中还有地图、列车时刻表、报纸、杂志，全部让乘客免费取用。

　　打开乘客留言本，上面好评如潮。不仅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国内乘客的称赞，而且有英文、韩文、日文等赞扬之词。

　　《第一财经日报》：最早是什么时候想起这个主意？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怎么想起来的？

　　宋宝明：我1995年开始做出租。1996年六七月开始琢磨这事，第二天就开始动手做了。我这人好观察，发现好多乘客在车上自己拿出地图、镜子等用，我就想：没带的乘客可怎么办呢？我自己也有纸巾等个人物品放在车上，我想如果拿出来一起用不是挺好的吗？第二天，我就开始动手。之后陆续装备了我从小商品市场买来的物品，最多时共有包括老头乐、按摩器、望远镜、摄像机、照相机等30多种东西。

　　张庆林：我是刚刚开始学着宋师傅和米师傅做的。

　　米建华：哪儿啊，张师傅是去年12月开始的，我比他晚10多天，是今年1月开始的。

　　《第一财经日报》：添置这些东西花了多少钱？

　　宋宝明：“硬件”就是架子花了300多元，补给品大概100多元吧，随用随添。报纸杂志都是每天零买。

　　《第一财经日报》：你们公司出过钱吗？

　　宋宝明：没有。都是我们自费的。

　　《第一财经日报》：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

　　宋宝明：哦，司机和乘客间常常有小摩擦，客人有时嫌我们开车慢、路不熟、多绕路，乘客就觉得司机就认钱。我觉得要拉近距离，就得提供好的服务，就得多为乘客着想。出发点就是为了让乘客别骂我们，别找茬。司机生活单调，如果与乘客关系融洽，干活就有乐趣，心情就好，心情好干活就不累，不累就能多拉两趟活，这样经济效益就上来了。

　　《第一财经日报》：乘客反应如何？

　　宋宝明：一开始就很好，很多乘客态度立马儿就180度的大转变，都开始夸我。老在赞扬声中工作，这工作积极性当然就提高了。

　　《第一财经日报》：有没有不好的话啊？

　　宋宝明：有啊。比如“哥们儿你脑子有水啊？”“是不是有毛病啊？”等等；我一般选择沉默，有时憋不住就说：“我就愿意这么做”，您随便说吧。同行有的也骂我们“显卖”、“逞能”、“出风头”，我都随便他们说。

　　《第一财经日报》：有没有为此得到过物质奖励？

　　宋宝明：1998、1999年我被评为北京市(出租)“双优”驾驶员，头一次得过2000元，第二次得过1000元，之后越来越少，500元、200元，现在不给了。这些年一共得过3000多元的奖励吧。

　　张庆林：但全赔进去了。比如有时因为评了先进开会还要耽误时间倒贴车份儿钱呢。

　　宋宝明：提这干吗？至于精神奖励那就多了，包括“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文明驾驶员”、北京“的士之星”、“十佳百优司机”等等。

　　《第一财经日报》：您给顾客提供好的服务，顾客会说好。但您赔进那么多钱、时间、精力，又没得到多少金钱上的回报，这和商业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好像不大合拍啊？

　　宋宝明：很合拍啊！我刚才不是说吗，心情好多拉两活儿，钱就回来了。要是心情郁闷，拉两活儿就回家了。干好干坏都是一天，为什么不精神愉快地干一天呢。有的东西当时回的来，有的当时失去，以后还会回来。再说，精神财富用钱还买不来呢。现在社会不是提倡爱岗敬业吗，不能光嘴皮子说，得有行动啊。

　　《第一财经日报》：说到敬业精神，您就没想过改行干别的更挣钱的行业？

　　宋宝明：没有，暂时还没有。因为我挺喜欢这行，虽说苦点儿累点儿，只要肯出力，还是能有不错的收入的。说句实话，搞特色服务这9年，我还真舍不得乘客呢。我想只要干得动，就干下去，为北京出租车的形象的改善提高出把力。

　　《第一财经日报》：张师傅跟我提过要在车上自费加装DVD？

　　宋宝明：是啊，这是他的主意。他还跟我说要学英语，否则跟不上形势啊。奥运在北京开，作为北京市民您就已经参与奥运了。外地人来北京，不是来找市长，而是打车去景点参观游览，让他们对北京有个好印象，这不就是咱出租车司机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