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汽车行业发展迅速，2004年我国汽车产销突破500万辆，已成为世界上汽车第四大生产国和第三大消费国，汽车保有量超过6000万辆，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攀升,汽车排放污染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大气污染的重要因素。为改良大气环境，我国从2000年开始控制机动车尾气排放，实施相当于欧Ⅰ标准的国家第一阶段排放标准(简称“国1标准”)，2004年开始实施相当于欧Ⅱ标准的第二阶段排放标准(简称“国2标准”)。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幅员辽阔，各地社会、经济状况参差不齐，整体工业基础薄弱，汽车工业水平不高，民族汽车工业落后，这些国情特点决定了在汽车环保标准执行过程中不断出现新情况，汽车环保法规体系难以良好运行，因此必须进行有效管理、合理引导、尽快完善法规运行体系。

　　美国和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汽车排放进行控制，美国排放法规最严，日本紧跟其后，而欧洲控制排放较美、日晚，而且标准要求较松，到1992年实施欧洲第1阶段(欧I)排放法规后，步伐加快，目前已超过日本，接近美国低污染汽车法规(LEV)计划。

　　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一体化程度高，科技发达，城市密集，经济繁荣，尤其在汽车工业方面起步早，技术成熟，普及率高，所以较早地对汽车排放进行控制，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实施较为严格的排放标准；以欧洲为例，1992年才开始实施欧I标准，也就是说，欧洲用了几十年时间，进行技术和各项社会准备，各方面条件成熟后，才开始实施严格的排放标准。

　　在执行中，欧美国家以汽车排放标准法规严格控制新车排放，在用车排放控制则执行严格的检查、维护制度，采用税收激励政策，鼓励消费污染小的汽车，推动汽车企业不断进行技术改进，使汽车污染对环境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小限度。

　　我国机动车污染控制工作始于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以后,1984年4月1日起实施GB3842～3844-83四冲程汽油车怠速排放污染物、柴油车自由加速烟度、柴油车全负荷烟度等排放标准。

　　从2000年开始实施“国1标准”，2004年开始实施“国2标准”，计划2008年实行欧洲Ⅲ号，2010年大体上与国际法规接轨、靠拢。

　　这些排放标准的实施,明显缩短了我国与国外汽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差距,使我国的汽车污染物排放标准达到欧洲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

　　就时间表来看，欧洲从1992年到2010年用18年时间从欧洲Ⅰ号达到欧洲Ⅴ号，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汽车工业相对落后于欧美的我国，计划用10年的时间走过发达国家用近20年时间走过的路，更应该进行系统规划，有效管理，同时要与我国发展阶段保持协调平衡。

　　人大代表左延安认为，目前国内汽车行业在环保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汽车环保标准全国各地“一刀切”。我国尚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等方面都落后于欧美国家，况且我国各地发展不均衡，不像欧美经济一体化程度高，但我们在汽车环保标准的执行方面却采用了统一的标准，客观上经济能力不够、产品水平不具备和主观上对环保认识的不一致，导致环保标准难以执行。

　　二，我国现阶段在全国范围实行的“国2标准”配套环境不匹配，发动机技术及燃油品质不适应。例如我国的燃油标准与欧美不同，而排放标准沿用欧洲体系，两套密切相关的体系在使用标准上各有各的区域特色，为执行加大了难度。

　　三，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层层搞环保认定，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局、国家质量监督局三系统均行使权力进行认定，内容重叠，认定程序、力度不一致等，对环保标准执行严肃性造成不利影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汽车环保技术进步。

　　四，不同区域执行力度和时间不一，造成不同区域间车辆流动不便，使生产企业无所适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五，在用车的维修保养的舆论引导不够。

　　目前消费者刚刚购买的新车做检测时可以达到“国2标准”，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难说了。因为我们的汽车维修保养技术、车主的良好驾驶习惯等多个环节都影响着汽车环保达标问题。

　　他认为，提出协调平衡，尽快完善汽车环保法规运行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他指出：建立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汽车环保法规体系的内在要求；环保法规运行体系的完善将推动汽车生产企业积极进行技术研发、攻关，采用先进技术；完善的环保法规运行体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为子孙后代创造更美好生存环境的要求。

　　为此，人大代表左延安建议：由于我国的具体经济发展情况和汽车产品研发、生产、使用环境等特点，决定了在汽车环保方面，既要积极推进，又要协调平衡，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和我国实际相结合，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保持协调、平衡。

　　同时，他对完善国家汽车环保法规运行体系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办法：首先，在管理上做到有效管理。建立区域有别、城乡有别、品牌有别的排放标准体系；对汽车环保公告实行单一管理；并优化汽车使用配套环境。

　　他认为，国家要从生产源头采取“绿色税收”政策；在消费环节适当予以政策优惠。

　　同时，他还结合我国发展阶段特征，提出保持协调平衡的意见。他说：如果我国的汽车环保法规太严格，排放标准提高太快，而油品和民族汽车技术等方面跟不上，则可能使国外产品大肆进入，充斥我国市场，对自主品牌的发展不利。如果标准太松，又不利于与世界接轨，不利于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保护；所以，汽车环保一定要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一致，二者保持协调、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