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病(指三菱汽车及其子公司的“病”)，在日本或欧美，仅仅是一例个案；在中国，这是一种生存常态。

　　这家隐瞒产品设计存在安全隐患的日本汽车制造商，现在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自去年3月份，其下属三菱卡车客车公司发生召回事件以来，三菱汽车也卷入其中，它希望能用召回、重新设计新车等手段重新换取消费者的信任，继续维持三菱汽车品牌的地位，不过这种种努力并没有捞回多少脸面，其新上任的管理层再度因经营压力被迫辞职，这构成了三菱病的核心。

　　其实，三菱病不仅仅属于三菱，它已被全球范围内的所有汽车制造公司进行了或演绎着。2000年，福特汽车公司与凡士通轮胎的事件，让福特汽车面临巨亏的境地，成为汽车制造公司与召回博弈的典型。通用、日产、丰田等资本大鳄都曾被这一病症困扰。站在人性的角度，这些叱咤全球的汽车公司，总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其作为“公民”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汽车发展的历史便是汽车召回的历史，是三菱病发生与消灭的过程。

　　在三菱病蔓延的时候，日本通产省(现为经济产业省)、美国联邦安全机构们发出了应有的声音，力促这些制造改变世界机器的企业，能够在理性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和行动，消除了三菱病作为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苏珊·桑塔格语)带来的政治和经济的危害。

　　与三菱病对应的是这些企业都能拥有“健康”的一面，这两种状态构成了他们生命的全部，也正是两者之间相互摩擦的火花，映照了世界汽车工业发展的主流轨迹。但这样的规则并不适用于中国，这个一直梦想跻身世界汽车之林的国度，而这却是中国汽车生存的习惯。

　　作为中国乘用车生产的主流厂家，广州本田汽车公司的“雅阁事件”便诠释了三菱病的中国本土化全程。

　　其实，不是中国汽车的三菱病没有病源，而是在寻找三菱病源的过程中，中国汽车不愿说出自身病入膏肓的实情，希望能够穿上新儒商的外衣，走上现代传统的“薪”光大道。自认为是“经验历史学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黄宗智教授，在其《悖论性社会与现代传统》一文中说，不能用西方形式主义的经济理论来解读中国，违背西方理论信念的实际与中国的现代传统(新传统)中蕴涵了中国发展的道路。遗憾的是，中国的汽车公司正在利用两者之间的空隙。

　　雅阁事件可以放大到中国的汽车行业，这些中国的汽车公司，利用了中国汽车处于汽车工业发展初期的混乱时机，趁机粉饰并夸大了自身在中国汽车市场中的地位，利用权威机构、个人等一系列辅助的力量做为其掩藏事件真相说客，顺理成章的根除了中国“三菱病”的爆发。

　　之前，汽车霸王条款问题出现在中国汽车面前的时候，众多厂家纷纷展开各种攻势，努力将自己从被批评的“霸王条款”名单中删除。华东一汽车制造商不惜花费百万元，以企业赞助等名义，逼近负责该事件处理的机构，从而顺利地逃过了应有的惩罚。这是三菱病低级阶段的一种解释。

　　汽车制造商与中国传统的糟粕的媾和，再次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按照桑塔格的说法，这是中国汽车生命阴暗的一面。但他们还在继续侮辱着中国汽车，继续包装着三菱病，他们不希望能进入“健康王国”，如此他们将丧失存在的资格，凭借这些汽车公司生存的各种直接或者间接的企业家及其拥趸者，没有了可以利用的资源。

　　发育了50年，中国汽车展示的是没发展的增长的秘诀和新三菱病。(付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