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之谜

　　2004年5月14日，商洛市考古队队长王昌富副研究员在《中国文物报》发表文章，首次通过媒体向公众揭开了商洛境内3000多座奇异洞穴的神秘面纱：这种称为“石室遗存”的洞穴，实际为东汉时期流行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一种特殊墓葬，考古界和史学界称之为崖墓。

　　而在此之前，民间和考古界对此都有多个版本的猜测和推测。因发现有属巴人文化遗存的佐证，加之传说巴族的祖先生于石穴，石穴可能是巴人最初的居住环境，所以就有了“巴人洞”的说法。

　　检索清康熙四年(1665年)编纂的《续修商志》，其中对石室有简略记述，但仅是涉及后人利用石室的一些事实，如“明末土人从旁凿栈道避兵其中”。可见在数百年前，这些石室真正的功用就已不为人知了。

　　至于近年民间推测的“跑匪洞”、“红军避难地”等传言，也便随着考古专家对其确属汉代崖墓的定论而不攻自破。

　　为了考证这一结论，省文物局几年前专门将“石室遗存”列为研究课题，从2003年开始，由商洛市考古队承担全面调查和研究工作。经过一年多艰苦的调查，基本廓清了这种遗存的分布范围和结构特征，并得出了科学的结论：传说中的“巴人洞”应为汉代崖墓。

　　探访之艰

　　1月12日，考古队的王昌富队长选取了位于商州区杨斜镇川明村附近的一处崖墓，带记者进入了“巴人洞”。

　　从商州城驱车半个多小时来到崖墓脚下，抬头看河流对面的山崖峭壁，上面散布着似蜂巢一般的洞口，但它们前后左右位置的分布很有规律，王队长说：“仅这一处就有三四十座崖墓，最高的距地面近两百米，分布很有规律，这个规律还在研究中。”

　　王队长带着队员王曲旋和罗元博，和记者一样，罗元博也是第一次到此处崖墓考察，而王队长和王曲旋是第几次来这里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了。

　　上到半山腰时，坡陡了起来，有近六七十度的倾斜，大家只好抓住一些藤藤葛葛以匍匐的姿态谨慎攀缘而上，扭头一看，下面已是峭壁深渊。

　　眼看就要到石室门口时，坡更陡了，接近90度，王曲旋慢慢爬进去后，用绳子把大家依次拉了上去。此时，我们距离地面已经有100多米。

　　选定一个洞室，怎么进入又费了一番劲儿，由于正门洞口太高，大家只好搭起人梯，从正门下面位置较低的一个直径约五六十厘米的圆形洞爬进去。

　　据王队长说，这个洞口是崖墓的“厕所”，因为汉葬文化讲究墓室摆设布局与“阳间”一样，所以，这个“厕所”以及洞穴中的“壁龛”、“水井”、“灶台”等设施都充分体现了当时的墓葬文化特征。

　　终于进到洞里了，大口大口喘气时，才发现小腿突突在跳。而在此前的一年多里，商洛考古队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石室钻进爬出，才考查研究出了“汉代崖墓”的结论。

　　揭秘之后

　　在商洛考古队的调查中，共发现崖墓遗存点228处、3000余座。结构基本可分为单室墓、双室墓、三室墓、多室墓、崖洞砖室墓和异型墓等六大类型。

　　我们进入的墓室属于双室墓，面积约三四十平方米，方形，分两层高约四五米，东侧分出一“套间”，意为侧室，里面全部石凿而成，凿纹很有规则。里面空无一物，光线并不阴暗。在正室和侧室的墙壁上，考古队发现了一处有“王洛盛一手成”的石刻文字，兼有隶书与楷书的风格，王队长说这个石刻究竟是不是开凿者留下的尚待考证。

　　据了解，在考古队的发现和已提取资料的崖墓中，绝大部分墓室已成空穴，而且自身没有镌刻纪年或因崖壁粗糙字迹模糊不清无法辨认，仅在商南富水发现“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永平元年(公元58元)”、“永元十五年中□(公元103年)”等四座有模印纪年砖的崖洞砖室墓。这四座墓的年代最早为西汉晚期，最晚的已近东汉中晚期。

　　由此可知，至迟在西汉晚期，崖洞砖室墓已在商洛境内出现，并沿用至东汉中晚期，持续构筑时间将近200年。这种先在岩体中凿洞，再依照其形状用砖砌筑的做法，不过是在中原一带土洞砖室墓基础上的翻新。因而在演变时间上，崖墓要晚于土洞砖室墓。

　　综合这些形制特征，可以看出商洛崖墓在整体构造方面与其他地域以及在商洛境内发掘出土的汉墓，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调查认为，在个别墓室中有楷体镌刻的凿墓工匠的名字，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在安康汉阴县北部山区发现的一座刻有“开元廿一年七月十日”纪年的单室崖墓相类似，从地理位置上讲，商洛与安康、汉中地区一域相连、北依秦岭、南抵巴山蜀水，共同承载和体现着陕南多种文化的丰富与厚重。

　　王昌富说，辛苦了一年多，虽然揭开了石室的谜底，但和其有关的很多研究才刚刚开展，对于商洛考古队来说接下来的几年依然任务艰巨，而对于这些崖墓的研究价值和进一步旅游开发价值都还在论证中。再者，从更宽广的角度看，商洛崖墓群的发现也只不过是陕南崖墓文化整体的一部分，要不断加深对这一区域文化蕴涵的整体认识与探索，的确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