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应当有自己的声音

　　为了汽车事业的“今生来世”，胡茂元经常是天南地北、国内国外地跑，他的活动半径从中国扩大到北美、欧洲，思维、气质也越来越带着世界性特征。作为上汽集团总裁、中国汽车界领军人物之一，他的身影也越来越多地闪动在跨国汽车集团巨头们的队列里。而他与世界500强之首——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瓦格纳的一次电视对话，更是成为“经典话题”。

　　记者：世界500强会议期间，我们从电视里看到你和通用总裁瓦格纳的对话，印象很深刻。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家，你跟世界第一大汽车公司老总对话时有些什么感受？

　　胡：开500强会议在我国是第一次，这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一个好机会。就在这个期间，几家电视台联合邀请我跟瓦格纳举行中外方老总对话。这样的活动过去在国内不是很多，而且与我对话的对象是多年来世界500强之首的总裁，因此比较吸引人，被大家所关注。

　　记者：那次你与瓦格纳对话，是不是有一种与外国企业家可以平起平坐的感觉？

　　胡：尽管瓦格纳是世界500强之首的总裁，我还是以平常心来对待的。因为我们是合作伙伴，通过合作已经有了一定的信任。更重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这样的发展，使全世界都为之瞩目，所以作为参与对话的我并不是孤立的我，在我背后有强大的中国、繁荣的上海。

　　过去在人们心目中，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总是比较拘谨，放不开。这次对话就给了我一次机会，来体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企业家能够在国际对话的平台上与国外企业家平起平坐，来显示中国人的智慧。这不是炫耀自己，而是为中国人争气。

　　干世界性的事业就要百折不挠

　　记者：上海通用项目以23个月建成一座世界级汽车基地，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你作为这个项目的领军人物，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胡：对这个项目，当时上上下下思想并不统一，我们收到很多来自高层部门的信，都表示反对，认为造这样高档的轿车是助长干部腐败。但我们不跟他们争。这是邓小平同志教给我们的，不要做任何事情都去争论，我们没有时间争论。

　　1996年年底黄菊同志到我们那里现场办公，提出“两个后墙不倒”。他定了一个目标：1998年年底要出车，1999年10月份正式投产。当时项目还没有批下来，我们只有两年时间，任务很艰巨。首先要把谈判结束，谈判不结束，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外方便开始踩“红灯”，一边是不签合同他们不肯推进，一边是政府还没有批准。这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但也不能等，当时只能边谈边干。

　　为了这个项目，我两年内跑了50次北京，有时一个星期就要跑几次。当时政策还没有那么宽松，完全依靠上海领导小组在上面做工作，我们在下面做工作，上下结合。到最后阶段，项建书、可研报告都要经国务院批准，但国务院一年也没开几次会议，所以我们就提高效率，对每次国务院会议都不错过。这就是毅力。这个项目要是没有毅力，早就没有了。当时很多人都说，这个项目哪有可能成功啊，根本不可能。可我就不信这个邪。最后靠总书记高瞻远瞩，从整个国际合作形势、中美关系的战略高度来考虑，才终于一锤定音。

　　要让外国人对你说--“YES”

　　记者：前些时候，上汽集团与德国大众修订和续签了延长上海大众项目合资协议。听说这次谈判争论很激烈，双方主要有哪些争议？

　　胡茂元请上汽集团国际合作部经理张玉丽作介绍。张：有好多争议。譬如，原来合同没有产品开发这条。胡总认为，上海大众已经营18年，发展到现在，应该要有自己的开发能力。最终德国大众认可了这些道理。

　　另外一个是国产化问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外承诺取消国产化这个要求，因此德国大众要求我们改。但胡总说，零部件的采购属于商务条款，应当取决于我们双方的谈判，并且要维护投资方的利益。因此胡总提出，对国产化问题不应该简单地取消，而是用新条款来代替。

　　谈判中胡总提出，德国大众应该承诺把我们的零部件供应商纳入他们的全球采购范围中去。开始德方坚决不同意，但在胡总的耐心开导后，终于在把这条写进了合同里。

　　胡：谈判要着眼长远利益，公平合理地交往，这样就能双赢。有几次相持不下我就只好摊牌，是YES还是NO，你说NO，我就马上买飞机票回去了，你说YES，那就继续谈。最后德国人还是软了下来。我一直讲，过去说中国人能说不，就很了不起了，其实这还不算什么，要叫外国人说YES，这才是你的本事。

　　原载上海文艺出版社《新上海的早晨——23个人和一座城市》一书，本文有删节。

　　(信报记者贾艳／整理 信报记者周光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