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徐 钟 发自北京

　　1951年，听到新中国热火朝天建设的消息，按捺不住热情的陈祖涛提前个月从大学毕业。回到中国后，周总理问他：“毕业后准备干什么工作？”他回答说：“我在苏联学的是机械，主攻方向是汽车，回国想搞汽车。”周总理说：“那好极了，你再回苏联去，我国正在和苏联洽谈建设第一汽车厂，你就以第一汽车厂代表的身份去参加谈判，顺便再到苏联的汽车厂去实习。”“事实上我就成为了一汽的第一名职工。”陈祖涛说。

　　陈祖涛说，红旗的问世，它的政治意义更大。 徐钟/摄

　　见证“红旗”

　　陈祖涛可能是新中国最早接触汽车的人之一。

　　他的俄文要比中文好，直到现在，他的汉字写得并不得心应手。

　　陈祖涛出生在湖北，他的父亲是原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和毛岸英等许多革命后代一样，11岁的陈祖涛于1939年从延安被送往中国革命的大后方——苏联。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刚刚结束，年满18岁的陈祖涛考入莫斯科鲍曼最高技术学院机械系。按当时苏联政策，不是本国公民原则上不让进入莫斯科，陈祖涛为完成学业不得不加入苏联国籍,“文革”时，这个“罪状”险些要了他的命。

　　1951年，听到新中国热火朝天建设的消息，按捺不住热情的陈祖涛提前4个月从大学毕业。回到中国后，周总理问他：“毕业后准备干什么工作？”他回答说：“我在苏联学的是机械，主攻方向是汽车，回国想搞汽车。”周总理说：“那好极了，你再回苏联去，我国正在和苏联洽谈建设第一汽车厂，你就以第一汽车厂代表的身份去参加谈判，顺便再到苏联的汽车厂去实习。”“事实上我就成为了一汽的第一名职工。”陈祖涛说。

　　当时中国工业一穷二白。毛泽东曾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现在我们能造成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

　　苏联老大哥向我们伸出援手。苏联向中国列出156个援助项目清单，包括钢铁、煤炭、汽车、坦克、飞机、大炮，而汽车也在其中。因为俄文优势加懂得机械技术，陈祖涛作为翻译参与了机械组的谈判。

　　汽车谈判的结果令人振奋，苏联同意帮助中国在东北地区建设一座综合性的汽车制造厂。“当时苏联对中国真是大公无私。苏联方面表示，将按照斯大林汽车厂的规模援建中国，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设备，援建中国的汽车厂就有什么设备。”

　　斯大林给一汽建设定了个时间表：“三年”。但按照当时的中国经济实力，“四年建设犹有困难，三年完成更无把握。”

　　1953年，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责成有关部门对长春汽车厂的建设予以最大的支持。“三年建厂”成为那个年代除“抗美援朝”以外最鼓舞人心的口号之一。

　　1953年6月，毛泽东为一汽奠基题词，一个月后一汽举行隆重的开工仪式，工地上的广播不断播放：“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规模空前的建设工程开始了。”在短短三年里，长春孟家屯原本荒凉的土地上耸立起一座“只有在图画中才能看到的宏伟壮观的汽车城”。

　　1958年，在大跃进放卫星氛围的熏陶下，一汽开始试制小轿车。东风小轿车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敲制出来。

　　但东风轿车不够档次。中央领导和中国的驻外使节外出以及到机场迎接外宾时，希望能坐上中国自己生产的高级轿车。这可难为了负责技术工作、时任一汽工艺处副处长的陈祖涛：“当时我们国内的生产能力与技术还不具备生产轿车的水平——如果说生产卡车是小学水平，那么生产轿车相当于大学本科水平，而高级轿车的生产层次更高。”

　　但政治使命的力量足可以燃尽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激情。“我们决定采取仿制的办法，”陈祖涛说，“我们借来一辆克莱斯勒轿车，把它拆解开，全部零件一一摆列出来，动员全厂职工来‘赶庙会’，谁能接下哪个零部件，谁就签下协定。大家的热情很高，老工人、技术干部几乎是抢着签协议。”

　　“红旗的问世，并不说明我们掌握了多高的技术能力，可以说政治意义更大，我们在结构件上基本抄袭样车，只是重新设计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外观。”1958年9月28日，第一辆红旗轿车装配完毕后，为让世人最先知道“乘东风、展红旗，生产高级轿车献给毛主席”的“宏图”得以实现，一汽人也没有按照正规的程序对车进行检测和试验，就连夜送往北京去报喜。

　　1959年在建国十周年大庆的前夕，20辆乌黑锃亮的红旗车在人民大会堂外一字排开，用陈老的话讲：“像20颗巨大的钻石，在秋日照耀下，熠熠生辉。”这些车很快被中央领导的秘书们“瓜分”了。

　　在庆典当天，两辆红旗车参加了检阅，6辆红旗参加了群众大游行，引起全国人的轰动。

　　从此红旗便和民族轿车工业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但红旗毕竟是每年只能“手工”生产几十辆的“官车”，轿车作为真正的产业开始大力发展还是30年后的事情。1950年代，日本也刚发展轿车，“如果那个年代中国就发大力发展轿车，现在恐怕满世界跑的不是丰田，而是中国车了。”陈祖涛说。

　　拓荒二汽

　　1960年代中期，中国奉行“反帝反修”的外交路线，相当严重地孤立于世界之外。出于战争的考虑，中国不惜花费几千亿的代价和巨大牺牲，提出建设“三线”的战略工业基地。

　　1965年，第二汽车厂的建设项目正式列入国家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

　　为了保证打仗的需要，二汽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生产2.5吨的军用越野车。1965年12月，“一机部”正式任命二汽建设五人领导小组，陈祖涛为其中一员。二汽的厂址——湖北十堰就是陈祖涛看中的。

　　把这么大的一个汽车厂放在一个大山里，“我内心深处始终是有顾虑的，一个几万人的大企业，要吃、要喝，要生活，这是要在一个山沟里建设一个社会啊，这些工作不亚于再建一个同等规模的汽车厂，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不敢多说。”陈祖涛说。

　　但性格直来直去的陈祖涛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荒诞岁月里，即使如何谨言慎行，仍逃脱不了被批斗的命运。

　　1968年5月中旬的十天是陈祖涛有生以来最痛苦、最绝望的十天。“每天晚上10点钟开始提审我，几个人按住我的手脚，一个家伙挥起木棍没头脑地打，打得我天天尿血，当时我最大愿望就是死。”直到现在，陈祖涛的头痛病还时常发作。

　　专案组没有在陈祖涛身上得到有用的信息。他被下放到吉林桦甸的一个农村。1972年，瘦得跟虾一样、腰系麻绳的陈祖涛才被找回二汽，很快被认命为二汽总工程师，这是二汽成立后的第一任总工程师，也是“文革”中我国特大型企业任命的第一个总工程师。

　　1980年后，中央决定成立中国汽车工业公司，陈祖涛是筹备人之一。在那段时间，陈祖涛逢会就讲，中国应发展轿车产业。他是中国轿车产业市场化的最早“发动者”之一。

　　1987年，轿车大门打开后，中央担心全国各地会一哄而上轿车项目。国务院又发通知，对轿车生产实行严格控制，除已批准的六个轿车生产厂外，不再安排新的轿车生产厂。这六个生产厂分别是一汽、二汽、上汽，俗称“三大”，三大汽车厂也有明确分工：一汽生产中高级轿车，上汽生产排量为1.8-2.0的桑塔纳中级轿车，二汽则生产排量在1.3-1.6之间的普及型轿车。加上“三小”——北京吉普、天津小客车、广州组装的法国“标致”三家生产厂，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轿车业在这种“三大三小”的格局中运营。

　　1988年，60岁的陈祖涛离开了中汽联的领导岗位，但他仍利用自己在中国汽车工业界的影响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2000年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关口，陈祖涛给江泽民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认为中国汽车业一定要抓住最后的5年时间调整产业政策，取消目录等审批制度，鼓励国外资本和民营资本进入汽车工业，否则中国汽车工业会错失良机。

　　现今，赋闲在家的陈祖涛老人除了偶尔参加一下汽车业的聚会外，专心在家写书，2005年他出版了自传《我的汽车生涯》，目前他准备为父亲陈昌浩写一本传记。

　　2007年，陈祖涛在他的家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现在中国汽车产量世界排名第三，“这么高的产量，我很高兴活着能看到这种局面，我做了一辈子汽车，这是我最自豪的事情。”

　　虽然中国自主品牌汽车质量还差一些。“但解决它只是时间问题，”陈祖涛说，“我估计在15年—20年内，中国能从汽车生产大国变成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