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汪道涵、市委书记陈国栋对这个项目也非常支持。汪道涵是我们机械工业部的老领导，现在这个大项目又放在上海，他当然大力支持。他们认为，从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长远角度看，产量达，技术水平高可以带动和促进上海乃至全国的轿车工业，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为了促成此事，他们还为这个项目提供了很多优惠条件，以减轻中央的压力。于是我们和上海共同再以这个项目的名义给国务院写报告。当时这个项目是中德双方合资，各占50%股份，总共3.87亿PPPP美元，中方要出1.6亿美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钱。对这1.6亿美元，上海表态出25%，我们中汽出10%，中行上海信托咨询公司出15%，这样就大大减轻了国家的压力。

　　由于有了上海的表态，问题就出现了转机，有关部门总算是同意在2万辆的基础上增加，但不能多。最后再和德国大众协商，中德双方总算妥协到3万辆。

　　1984年10月10日，双方的合作协议在上海签字。10月12日，德国总理科尔偕夫人访华，当时的副总理李鹏陪同他们来到上海参加上海大众公司汽车公司奠基仪式，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市长汪道涵和德国大众公司董事长多克尔·哈恩、中汽公司董事长饶斌等领导一起参加。看到中德领导满面笑容，握手致意，挥锹奠基，想到这个项目从1982年小平同志特批投产到后来上海开始组装，年产40余辆，到1984年双方同意年产3万辆签字，这中间真是千难万难。仔细想一想，其实都难在自己人手中，难在思想认识上。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哪！在我看来3万辆实在是太少了，按照经济规模，起码应在15万辆以上。但在那时，有这3万辆就算很不错了，它的意义在于开了头，在于闯开了一条路。

　　“桑塔纳”在上海生产后，我们就开始考虑国产化的问题。在国产化问题上，对零部件是全部放在上海还是放在全国有条件的地方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要求都放到上海，我对此很不赞同。1987年江泽民同志是上海市长，他知道了这个事情后明确表示：“桑塔纳”是“中华”牌，不是“上海”牌，应该在全国组织零部件生产。由于他的果断决策，“桑塔纳”配套时，培养和锻炼了企业，为中国汽车工业大发展打下了基础。在上海和德国、美国的两大公司合作发展轿车的事业中，蒋涛、陈祥麟、仇克、翁建新、陆吉安、胡茂元、陈虹等许多汽车工业界的人士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万辆在中国那个时候好像不得了，但从世界轿车生产角度看，就小得没法提。真正把“上海桑塔纳”产量提上去的是朱镕基同志。1988年初，朱镕基当了上海市市长后，他就把发展上海轿车工业，扩大“上海桑塔纳”的产量当成发展上海生产力的第一要务来抓。从3万辆到6万量，从6万辆到12万辆，从12万辆到16万辆，因为国内需求量大，生产多少卖多少。由于零配件的逐步扩散，也带动了国内轿车工业的起步，培养出了一批轿车生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中国，“上海桑塔纳”项目从1984年—1994年，独家生产10年，占了中国轿车市场的60%—70%，德国大众赚足了咱们中国人的钱，这也说明，多克尔·哈恩是有眼光的。当然，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我们也学会了轿车生产的技术和管理。

　　江泽民同志当了上海市长后，非常关注上海的轿车工业发展，在对上海轿车工业做了深入的调研后，发现上海轿车工业除了缺资金、技术外，重点是缺人。江泽民同志在汽车行业里工作过，知道人，尤其是懂行的人在轿车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于是首先要向我要人，要在现代化汽车生产大企业里干过的人才。我向他推荐了几个人：一个是在二汽工业国的王荣均。他在一汽、二汽都干过十多年，后被湖北省政府调去任机电成套设备局局长。王荣均到上海后担任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第一任中方总经理。第二个是二汽的刘炎生，他在上海大众公司担任了规划部经理。第三个是一汽的王玮垂，他在上海大众公司担任了产品工程部经理。

　　1988年朱镕基同志担任上海市长，他在当国家经委主任时就很关注汽车发展，我曾陪同他专门考察了美国通用等汽车公司。他当市长不久也找到我，要汽车工业的高级管理人才。我向他推荐了二汽的发动机专家顾永生。顾永生到上海后，担任了上海大众发动机厂厂长。但要了这几个人后，朱镕基还不满意，又找到我说：你给的人太少，你再从一汽给我弄几个人来。”

　　我告诉他：“一汽自己也在搞轿车，耿昭杰那里的人我要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