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汽车商业评论》记者 葛帮宁

    新浪汽车讯 1984年，上海开始利用上海轿车生产厂组装生产“桑塔纳”轿车。陈祖涛作为原中汽公司总工程师、总经理早在1982年就曾经上报请求审批轿车项目，作为合资项目的重要亲历者，陈祖涛为我们讲述了上海大众从无到有的曲折历程，以下为陈老回忆录：

　　早在七八十年代，上海的姜涛、仇克、翁建新等同志就提出，在小批量生产的上海牌小轿车的基础上，加大投入，组织大批量生产。1982年中汽公司一成立，我们就积极支持他们的观点。当时的思想还比较保守，只想生产一部分替代进口，起码不让国家再花这么多钱来进口。我们经过分析论证以后，1982年上半年，正式向国务院提出报告，要求自己生产轿车，以满足国内“公务用车的需要”。报告要经过国家计委、经委，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尤其是决策机构里有部分人的思想很保守，“轿车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决不能为它开绿灯”的思想很浓，为此我和一位地方很高的官员在会上就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当他一再表述“轿车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产物，决不能为它开绿灯”的观点时，我再也忍不住了，质问他：“你坐轿车吗？”

　　他回答：“坐”。

　　我问：“为什么你能坐，别人就不能坐？为什么你坐就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别人坐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他一下子就火了，冲着我大声叫“陈祖涛，你可以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批判我，但是，对轿车生产就是要像计划生育那样严格控制，一辆也不准多生产。”

　　结果可想而知，自己生产轿车的报告如泥牛入海。我们早就料到会碰到这个结果，但我们也不是那么容易退缩的。我们知道小平同志的思想非常解放，中国人自己生产轿车，只要他同意就好办了。于是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将报告送到了小平同志手里，请他特批。没有多久，1982年6月，小平同志在我们的报告上批示：“轿车可以合资”。就这样，小平同志以他政治家特有的高瞻远瞩，为国内轿车生产开了绿灯。从今天国内对轿车生产的认识和热情来看，可以说，小平同志的思想超前20年。

　　小平同意了，我们就开始尝试在国家许可的范围内组织生产轿车。但轿车的生产有它自身的要求，首先就是高资金的投入和高技术的装备。我们条件有限，自己搞不了，无奈之下，只好寻求和国外合作，我们开始在全世界寻找合作伙伴，为此组织了一批专家，绕地球转了两圈，几乎跑遍了奔驰、丰田、雷诺、日产、通用、福特等世界各大汽车公司。那时候，西方汽车大国没有几个看得起我们，不是不愿合作就是漫天要价。几经周折，我们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取得了联系。德国大众内部对于和中国合作意见也不统一。一派意见认为，中国的经济基础太差，合作生产的批量又不大，无利可图，不搞。以董事长多克尔·哈恩为首的另一派认为，中国的经济会不断发展，可以和中国合作，眼前虽然无利可图，但将来一定会有收获的。应该说，多克尔·哈恩的宝押对了，到今天为止，德国大众公司在中国市场是最大的赢利大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了中国的大部分市场。谈判的结果，分两步走，先在我国设一个装配厂，组装德国散件，待到形成一定规模后，再大规模建厂。于是我国1984年在上海开始利用上海轿车生产厂组装生产“桑塔纳”轿车。在产量上，又出现很大的纠纷。我们开始和德国谈的是10万辆，但国内有关部门不同意。他们认为这个项目部符合中国的国情，轿车是高级消费品，国内不急需。通过计算，这个项目德国得利，中国无利，生产纲领年产2万辆就足够了。但德方认为2万辆太低了，没有利润，不干。眼看这个特批项目有泡汤的可能性，饶斌同志考虑问题很细致，他提出：“光靠我们去说，力度不够，要扩大舆论支持。这个项目在上海，我们要听听上海同志的意见。”

　　大家一致都认为这个主意好，于是我们在上海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有上海市计委副主任蒋涛、上海机电一局总工程师翁建新、上海汽车拖拉机公司总经理仇克等人。他们为在上海发展轿车奋斗了多少年，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反响当然非常热烈，他们认为：“与德国大众合作，合资经营，引进技术，改造上海汽车厂，对于加速上海牌汽车的升级换代是非常必要的，对于促进中国汽车工业的大发展也是有益的。”他们坚决要求上这个项目，而且提出：“要搞就要搞大的，几万辆小敲小打，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