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有关部门公开处罚了8家哄抬车牌拍价的汽车销售企业。拍牌新规施行之后，为虚高拍价推波助澜的“经销商指导价”这一“看不见的手”被斩断，每场车牌拍卖之前由部分经销商提前在市场广为吹风预测价的“潜规则”趋于消亡。

　　　但经销商似乎不太接受这种指责。曾在车牌拍卖市场扮演过“黄牛”角色的上海一家汽车销售公司销售员徐某说：从我们的角度理解，一来，操作上必须水涨船高，如果下跌，我们转卖就亏损了；二来，牌价虚高，我们捞不到好处，最后不还都是交给政府了嘛？这算不算我们的贡献呢？

　　存废何去何从

　　　车主“爱恨交加”，调控同样面临涨跌两难。摆在政府管理部门面前的，是一道难题：如果车牌越来越贵，那么购车成本越来越大；一些车主转而前往周边省市上牌，机动车和道路交通主管部门的管理难度增加，并滋生出异地违规上牌的“灰色产业”；为控制总量，政府不得不削减外地车辆路权，车牌拍卖将遭其他城市更多的质疑。如果车牌变得便宜，那么“游戏规则”不连续，造成拍牌较早的群体不稳定；价格骤跌会给“黄牛”以新的空子，部分人抢到低价牌后倒手转卖，点旺黑市，可能异化车牌拍卖的效果；门槛过低，导致限制私车的意图大打折扣。

　　　“保持价格稳定”又会如何？同济大学一位交通专家指出，从总量上看，拍牌控制不了私车总量增加，交通负荷只会增不会减，本质上解决不了拥堵。

　　　风险不仅在于价格的涨跌，更在于政策本身的威信。

　　　上海是国内唯一实行私车牌照限额拍卖的城市。这一借鉴新加坡模式的做法，在各地的质疑声中坚持前行了14年。有关方面曾表示，这是上海目前交通现状下，暂时且有效的管理方式，的确控制了机动车增长。

　　　对此，部分民众仍有疑问。疑问主要有二：一是上海自1994年启动车牌拍卖至2007年，财政增加收入约115亿元，这些资金用于何处？二是车牌拍卖与国家现行法规、产业政策相悖，地方政府如何顺应？

　　　多年反对车牌拍卖的上海市民高深说，车牌是一种公共资源，是方便政府管理的凭证，怎能转变成增加公民负担甚至用于牟利的商品、投资品呢？

　　　车牌拍卖能否就此废止？有迹象表明，管理者已在研究相关问题。专家指出，政策的取消同样不能简单化，政府需要辅以配套措施，提高排堵保畅的实效，同时，由于一度的“黄金车牌”成了“废铁”一块，对旧牌车主的补偿方案也不能缺失。

　　　车牌拍价“风云突变”后，跌落还是回升？政策又将何去何从？车牌“投资品”的身份会不会变化？一个个问号留待未来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