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徐钟 实习生 俞莹 发自北京

　　“当今中国国民经济的热点是车市、房市和股市，其中车市最不用国家操心，百姓最满意。”62岁的张小虞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作为中国汽车行业主管协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副会长，张小虞被中国汽车界喻为“弥勒佛”——他气色颇好的圆脸上总挂着笑容。

　　他有太多的理由感到兴奋。

　　“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汽车被列入最危险、最令人担心的行业，而现在汽车行业最令人振奋。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我们汽车产量排在世界第三位，市场销量排到了第二，位置仅次于美国。”张小虞说，“用不着五年，我们就能消除和日韩之间同类产品的质量差距。”

　　1962年就报考清华大学汽车专业(当时叫“动力系汽车拖拉机专业”)的张小虞告诉记者，他选择汽车行业完全是受父亲的影响。

　　张小虞的父亲在抗战时期负责滇缅公路运输，是当时国民党汽车运输大队的大队长。他从小就听父亲说，抗日战争能够坚持的原因之一，就因为美国援助的物资能运到中国，当时惟一的通道是滇缅公路，它好像一条生命线一样。“所以我自幼就认识到，汽车对于战争、对于国家多么重要，中国人一定要造汽车。”

　　1968年，23岁的张小虞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报名去了新疆。他们班一共五十多个同学，有去一汽的，有去二汽的，也有到天津、南京或留在北京的，可谓流落“天南海北”。

　　正好新疆也向清华要学生，当时张小虞觉得远一点更能为祖国献身，他没怎么犹豫就做了决定。他落脚于新疆一个生产汽车配件的工厂。

　　当时北京到乌鲁木齐没有直通铁路，去新疆要先到西安住上一晚。直通以后，北京到乌鲁木齐也要82个小时。张小虞说：“那时国家困难，车上什么人都有，要饭的、逃荒的，当时硬座一张车票要六七十块钱，差不多是一个月的工资。我从没有自己私自回过北京，回来要么是探亲，要么是公出，公出就是到一汽要什么重要的图纸或零件，然后拿回新疆自己生产。”

　　从新疆调回北京已是十年后的事情，张小虞来到一机部汽车局规划处工作，他的工作包括中长期计划和编制“六五”计划，然后是“七五”、“八五”、“九五”计划，汽车局是当时汽车行业的主管部门。后来他曾任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规划司司长、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司司长、国家机械工业局副局长等职务。

　　直到现在，张小虞可能是汽车界最忙碌的人之一，各种各样的汽车研讨会等待他出席，各种各样的新车下线仪式等他剪彩——欣欣向荣的中国汽车业让他忘却旅途劳顿。

　　2007年9月下旬的一天，张小虞坐在位于北京三里河路的办公室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收获刚刚开始，挑战也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汽车才有5万辆”

　　南方周末：您在中国汽车界工作了将近40年，能否谈谈中国汽车工业是如何起步的？

　　张小虞：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用文学语言来描述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目前正从大到强的过程。1950年，全国的汽车保有量才5万辆，而且绝大部分是抗日战争留下的军车，轿车只有极少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汽车产量为零。中国汽车工业就是在这样一个起点上发展起来的。

　　南方周末：国内当时没有汽车厂吗？

　　张小虞：有些军队的修车厂，都是国民党部队遗留下来的。解放军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汽车厂，国内也基本不会造车。

　　美国福特公司总裁大概在1930年代的时候给当时的中国政府写信，说愿意帮助中国建立汽车工业。但那个时候由于对日的战争和我们自己的内战，这些都没有成为现实。

　　1988年，我第一次访问德国大众公司，他们说，大众汽车公司1934年建厂后，由于战争，工厂被完全摧毁，当时的汽车设备被埋在地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结束之后，德国经济非常困难，连饭都吃不上，当时根本没有能力恢复汽车厂，根据大众公司的记载，大众公司想把这些设备卖给国民党政府。但蒋介石正忙着打内战，哪有功夫建汽车厂。

　　所以在战争中活下来的德国大众工人回到了狼堡，他们就自己从地道里把这些设备挖出来，用废墟上的砖头修起了第一个车间，生产汽车配件，在这个基础上一点点发展成为今天举世瞩目的汽车公司。

　　南方周末：这么说，德国的汽车工业应算和我们同步，都是1950年代前后起步的？

　　张小虞：二战以后，尽管很多国家汽车业有原来的基础，但都等于从零开始。

　　我们一汽投产在1950年代后期，当时，全国大概汽车产量两三万辆的时候，日本的汽车产量也就是这个水平。因为日本所有的工厂也都被战争摧毁，但日本战前就有汽车工业，像丰田公司。惟一没有因战争受损的是美国，英国也被毁得差不多，只能生产军车。

　　南方周末：建国后，中国与苏联谈判援建项目，汽车好像被当作一个重大项目来谈的，非常重视，正是因为中国没有汽车厂吧？

　　张小虞：中国这么大国家，经济要发展，没有汽车是绝对不行的。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当时只有5万辆汽车，现在看来，难以想象。所以在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期的1950-1953年，我们和苏联签订的156个经济合作计划里面，把汽车摆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我们从1950年和苏联开始谈判，一直到1952年底才谈下来。1953年7月15日这个项目在长春正式动工。

　　南方周末：为什么谈了这么长时间？

　　张小虞：牵涉到很多方面的计划，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当时建第一汽车厂的时候，我们连一个螺丝钉、连画图的图版都是从苏联运来的。我有时讲笑说，我们当时会做擀面板但不会做画图的图版。

　　从1953年开始第一汽车厂的建设，到1956年当年投产，当时全国的汽车产量是1600辆，这就是我们的起步。

　　“中国人一定要造汽车”

　　南方周末：您为什么会选择汽车行业？什么影响了您的选择？

　　张小虞：我生在四川，长在重庆。我父亲在抗战时期在滇缅公路负责运输，是当时国民党汽车运输大队的大队长。

　　抗日战争能够维持，就因为美国援助的物资能够用汽车运到中国来，当时惟一的通道就是滇缅公路，因为海上全被日本封锁，把战略物资从缅甸运到云南、贵州，然后运到重庆，包括运到延安的物资，也是通过滇缅公路。当时美国专门有个空军大队保护这条公路不让它中断，它就好像一条生命线一样。我从小就意识到汽车对于战争，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所以中国人一定要造汽车。

　　南方周末：所以您选择了清华大学汽车系。

　　张小虞：记得1962年，我入校的那一年全国的汽车产量大概九千多辆。几乎全是卡车，不包括拖拉机。

　　1960年代，我们的最高产量达到过2万辆，等我毕业的那年——1968年的时候，全国的汽车产量达到2.5万辆。

　　在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时期，当时《红旗》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井冈山道路》，这条道路不是指革命的道路，是指江西省首次提出来每一个县都要造汽车，当时据说在国庆节的时候，每个县都开一辆车游行。

　　南方周末：您觉得这样可能吗？

　　张小虞：当时是“大跃进”的一种政治推动，我们的轿车工业也是从“大跃进”时期开始的，那时北京汽车厂和一汽生产轿车，一年才几十辆上百辆，到1966年的时候我国轿车产量才300辆。

　　当时虽然有政治因素的推动，但也反映了汽车工业的需求，1968年全国各地都在造汽车了。所以我毕业后，抱着一种热情自愿报名到新疆去工作，因为新疆也造汽车，而且新疆公路开阔。

　　到新疆我直接去了车间，从手装汽车开始做起。

　　南方周末：当时你们车间年产量有多少？

　　张小虞：当时卡车最高年产量是五六百辆的样子，都是一汽的技术。我们当时的牌子叫“先锋”，不过跟“解放”大同小异。

　　“1970年代，轿车最高产量600辆”

　　南方周末：中国轿车的发展历史是什么样的？

　　张小虞：中国轿车是从1958年开始的，首先是北京汽车厂、上海汽车厂、一汽开始生产轿车，一个叫“东方红”，一个叫“凤凰”，一汽就很早取名叫“红旗”牌。当时都是仿制生产，就是把外国的样车拆了，看里面的总成再组装，不过外形是自己设计，比如车灯像宫灯啊、龙的都有。当时主要是官车，一直到了1972年轿车最高产量达到过600辆。1980年，轿车最高产量达到4000辆。

　　南方周末：您是怎么回到北京的？

　　张小虞：1978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全国拨乱反正，整顿经济秩序。一机部的工作人员到新疆搞调查。

　　当年二汽已经基本建成了，国家有个设想：利用二汽的技术在全国布几个点，组装和生产“东风牌”卡车，就是二汽生产一部分零件，再分发到全国各地进行组装。

　　所以就有人到新疆考察，一机部汽车局的人就把我调回来。那时我已经成家了，妻子留在北京，因为她父亲身体不好，我们两地分居了10年。

　　南方周末：回到北京您做什么工作？

　　张小虞：在一机部的汽车局，一直在规划处工作，包括中长期计划和编制，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编制“六五”计划，然后是“七五”、“八五”、“九五”计划，算得上是汽车行业的主管部门。

　　南方周末：当时国家对轿车生产控制很严吧？

　　张小虞：1980年代初有这样一个说法：对“汽车的生产要像计划生育一样管起来”。当时资源缺，材料缺，油也缺，所以每辆车都要列入计划里。如果不列入到国家计划，第一，拿不到材料；第二，生产出来以后拿不到油证，就没法供油；第三，银行不给你付流动资金。这在当时叫作“三联单”。这是卡车的状况。

　　轿车就更严了，而且是严格的计划分配。所有的部门、所有的省要什么车就向国资部提计划，国资部汇总转给国家计委，国家计委根据当时所掌握的材料审核计划，然后转给机械部，由机械部组织生产，然后安排企业生产。

　　譬如说：一汽生产多少辆汽车，我就给你多少材料，每辆车对应一个“三联单”。那个时候我在规划处，只需要跑三个部门就可以做出轿车第二年的生产计划，一个是总政部，一个是人事部，一个是综署部。

　　那个时候的配备是，司局长是四个人一辆车，副部长两人一辆车，部长和司令是一个人一辆车。

　　司局长级别是坐“上海牌”轿车，正部长以上的人坐“红旗牌”，县团级就坐北京吉普。

　　从1978年开始一直到1985年，我们的轿车计划就在4000辆-6000辆，是严格的计划经济。

　　如果不够用，国家就进口一部分汽车，主要是进口苏联的汽车。到了1980年代后期，才慢慢从日本进口一部分轿车。严格的计划管理体制一直延续到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之前。

　　我记得在汽车局的时候，当时的一个计划处处长和二汽的计划处从计划外拿到了一批材料，并组织了计划外的生产并分配，后来被查出来，当时叫做“犯罪”，还判了刑，等于破坏国家计划，这件事好像发生在1980年或1981年。